看了《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4日头版陶东风先生的文章《目前的中国不需要庄子精神》一文，觉得非常惊讶。陶东风先生既然来说这个大题目，那么对“目前的中国”和“庄子的精神”应该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研究的。而文章里虽然提了一下“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却不做任何说明，对此我们且不论，因为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不需要庄子精神，也没有说中国要到什么时候，不是“目前”这种状态了，才会或才可以“需要庄子精神”。从他把庄子精神定义为“犬儒主义”来看，恐怕不是“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而是在今后的中国永远没有倡导庄子精神的“时候”了。看来，陶先生大约是不想引起喜欢庄子的读者的过于反感，需要把这个意思说得很委婉，才说“目前”不需要的。 

　　但如果庄子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精神而显得俗不可耐”真是事实，那么，在中国永远灭了庄子精神也就功德无量了。但陶先生既然在“今天的中国”来说这话，怎么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对“庄子精神”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深刻全面的认识。例如，2001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的沈善增先生的《还吾庄子》，就明确提出，“一千七百多年，我们接受的是一个注出来的伪《庄子》”，所谓消极避世、诡辩哲学、相对主义、犬儒精神，都是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误读造成的。《还吾庄子》得出这些结论，是以此书中所作出的详尽严谨的考据、论证为基础的，是重大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一己的“心得”、“读后感”。我当时看到《还吾庄子》，极感振奋，特撰长文《新道家的奠基之作》（《弘道》第15期，2003）予以评论和推介，陶先生如果是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论述这个重大的题目，在网上搜索一下是很容易找到的。陶先生可以完全不同意此书的观点，但不应该置若罔闻地继续将诬陷不实之词强加到庄子头上。庄子被人歪曲了两千多年，再抹点灰尘上去，对他已本无所谓，但不学《庄子》，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学习庄子精神，今天的中国人则肯定要在思想资源上遭受重大损失了。 

　　陶文最后说：“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我注意到了“逍遥派”这个著名的名词，这是文革中加给占当时社会大多数的、不“积极”参加运动的人的一顶帽子。那时，指你为“逍遥派”，就可以对你进行“革命大批判”。这种对“逍遥派”大加鞭挞的“批判”精神，从《韩非子》开始算，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无疑是很有传统的。韩非子首创性地主张：对不肯出来给王家干事的儒生、隐士绳之以法。到了大搞文字狱、对无辜知识分子大开杀戒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政权后就正式实行了韩非子的这个主张。而《庄子》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提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当时和后世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作用，就是在王权专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个人争取思想与生活的自由空间提供哲学理论。只要去看一看《还吾庄子》、《还吾老子》，就可以知道“无为”、“逍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前的中国”，不是“不需要庄子精神”，而是亟需要老庄精神，当然，也需要孔子的精神。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就是负责，恕就是宽容，缺乏对己的责任要求，对人的宽容精神，哪来的和谐社会？不论是古今中外，只有“积极”的自由，而没有“逍遥”的自由，容不得别人“逍遥”，（尽管陶文对“容不得”也表达得很委婉）怎么可能建成和谐社会？ 

　　至于说庄子的人生哲学“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也是对《庄子》设立的无端罪名，是陶先生无视哲学界当代新成果而率尔发言的草率之举。如果能够认真学习《庄子》的原作，并参考最新的《庄子》阐发和研究著作（除了《还吾庄子》之外，还有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和熊铁基等著的《中国庄学史》等著名学术著作中的有关篇章），我们就能摆脱批判者的误导，正确理解《庄子》所表现的人生哲学，我们就会认识到：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正需要庄子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和超脱私利的人生哲学的培育才有可能产生。 

　　故而再重申一遍：目前的中国亟需庄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