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孔子及其时代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然而，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方案能够实行的时代。

按照儒家的想象，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井然有序，主要是依赖一整套仪式，按照一些规定和一些礼仪来做事，因而建立了一个等级分明、井然有序的社会。所以，秩序就是等级，没有等级就没有秩序，尽管“平等”是一个伟大的理念，但是，绝对平等最终是要破坏秩序的。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区分、没有位阶的社会，秩序肯定是乱的，尽管这个等级秩序的理念不怎么好。

孔子非常讲究这个礼仪和这个等级，可是，那一套礼仪和等级在他那个时代已经乱了套。孔子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的那套理想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当时整个东周王朝已经秩序大乱，东周天子只是龟缩在现在洛阳那一小块地方，而且还要靠原来的诸侯来奉养才能维持。就连孔子所生活的鲁国，虽然原来也是礼乐正宗之邦，但是也乱得可以，季平子、孟氏、叔孟和鲁昭公也在斗呀，这些贵族居然敢跟鲁君打起来，甚至还把鲁君赶到齐国去了，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对当时三十五岁的孔子来说是多么大的刺激。大家可能都记得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事儿就来自于孔子所在的鲁国。因为鲁国国君的地位越来越弱，而家臣居然强势了起来。季氏这个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庙里奏音乐，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这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乐，他居然在他的家里用。所以，按照孔子的说法，那个时代已经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可是，他的方法却只有下面这样三种：第一种就是恢复礼制。依靠等级森严的仪式，来暗示大家这个社会要有等级分界，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第二种方法就是正名。他觉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认为，在一个等级身份的社会里面，名分一定要与实际相吻合。把名分规定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也能够调整社会的等级和身份。可是，光靠这个也不行，因为这只是个外在的约束。所以，第三个方法叫“求仁”，就是追求仁爱之心，“仁者爱人”，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你要别人爱你，你就要先爱别人，你要让别人听你的，你也要先听别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归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那么，靠什么来保证每个人都有仁爱之心呢？孔子一直追溯到人的自然感情。你不是一个人吗，你肯定有父母，既然有父母，你天生的就有孝敬之心，这是来自自然的和血缘的感情，他认为这就是基础。所以，孔子说，仁爱之心的来源就是孝心。他认为，这个根本和来源奠基了一切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孝顺，他就不会犯上作乱。在古代中国，国就是家的放大，按照孔子的理解，如果一个人有孝顺之心的话，他就应该有遵守这个国家秩序的心，所以，他觉得，每个人都“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这样就可以重建一个国家的秩序。这是孔子一辈子的理想，也是他维护传统贵族社会秩序的途径。

然而，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不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方案能够实行的时代。孔子一直没有机会实现他的重建秩序的理想，他先后到过卫国、齐国、陈国、曹国、宋国、郑国，始终很难找到机会，虽然他也短期当过大司寇这样的官，但他始终不得志，所以，最后在63岁的时候，也就是鲁哀公六年，他在外面流亡了14年后，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故乡鲁国，就是现在山东曲阜一带。鲁哀公十四年，他听说鲁国狩猎打到了麒麟，他就很悲哀，同一年，他最好的学生颜渊也死了，他很悲哀地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再过了两年，鲁哀公十六年，就是公元前479年，他就在悲哀中去世了。

他去世后，学生们在他的坟墓周边，逐渐聚集百余家，后来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居住区叫孔里。鲁国很尊敬孔子，一直也在祭祀孔子，而儒家学者则常常在孔子墓的周围习礼讲学，在那里建了很多房子，供奉孔子遗留下来的衣、冠、琴、书，还有车，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大概，只有秦王朝对此不太恭敬吧，郡县制彻底结束了贵族封建分享权利的时代。所以，孔子的后代甚至抱着礼器加入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军行列。但是，到汉代又非常隆重地祭祀孔子，虽然汉高祖刘邦很不尊重儒家，但是，他到了这里，也曾经用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祭祀孔子。因此，孔子在汉代一直非常有影响。

当人文理想主义成为传统

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资源，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这个孔子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追溯孔子的历史，应该看到，实际上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贵族传统，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维护传统、恢复秩序的理想。通常，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过去拥有文化经验、熟悉过去文化规范、享受过去的文化和历史的优越感的贵族，对于礼崩乐坏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恐惧的。所以，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爱怀旧。我用“最后的贵族”为题，是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贵族在孔子以后就没有了，自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哪里还能有太多的贵族？尤其是在晚清以后，整个社会在不断的变动中，这个时代里，边缘一次次地进入中心，需要长期积累和形成的贵族阶层，一次又一次地在崩溃，社会像走马灯一样变化。所以，这个旧的文化贵族一旦失去了过去的生活经验，一旦失去了过去的文化特权，一旦失去了过去的优越感，他们常常是要怀念和回忆过去的时代，这就与孔子特别爱回忆西周那个想象的黄金时代一样。

不过，孔子儒家的这一套理想和信仰，也慢慢积淀成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些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常常在历史中追寻理想，通过复古来更新，以传统来批判现实，而且常常习惯于用文化精神来讽刺世俗社会。他们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少还残留有士大夫的习惯，而士大夫的习惯很多就是儒家的习惯。所以，当贵族理想主义成为人文传统的时候，最后中国形成的，是孔子以来很重要的传统，第一是“法先王”，所谓“法后王”常常是着眼于未来，而“法先王”常常是要回溯历史。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中间，历史是最基础的。第二是“尊经典”，“尊经典”的意思是说需要有本本上的权威，什么事情都要经典里有才行，我们习惯于引经据典，哪怕没有经典，有诗为证也可以，总得讲究有个来源。第三就是“援历史”，我们比较爱讲历史，爱从历史中援引对现实有用的资源，来证明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不过，我们要强调一点，说这些并不是让孔子去负这个历史的责任，孔子并没有教我们说应当是这样的，但是在孔子那个时代，他给我们提供的资源里面，包含着这些内容。

很悲哀的是，孔子在政治领域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也开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当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来对抗政治权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以“道统”对抗“政统”。这个现象，我们在后代能够看到，像韩愈、柳宗元，像宋代的程、朱，像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戴震，其实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权力实在太大，慢慢就把他们都吸收到政治体系，融入正统政治意识形态里去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孔子。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资源，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这个孔子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有什么是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我们可以拿它来当作一种资源，之所以说它是“资源”，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它都只是有待解释的资源，应该经过选择和重新解释，然后才成为“传”下来的传统。否则的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就太简单了，传统是在不断地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慢慢地、不断地延续、发展的，慢慢地、不断地从旧传统变为新传统的。（李福建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