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这些方面并非偶然。这也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回应和对将来方向的一种探索。因为对于当下，总是在抱着一份感激和回馈的心情之外，还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贯穿下来的精神。对于现状的审视，对于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对于信条和权威的质疑，在当下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化和理性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时侯。福柯认为，这才是真正启蒙运动的要义。
　　
　　方向感的缺失，据说曾促使《学人》等期刊的创立，学术史又重新发达起来，考察过去，实际上就是为着将来。所以学术史的意义就在于辨清自我的方向。这里面的成果自然包括晚清、民国五四、清初等时段的对学术的研究，也包括白寿彝《中国通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非专门学术史、但对学术史有补充意义的研究。从中自然也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责任感、甚至有担负道统的潜在意义。因为按照学术史的开风气者黄宗羲著述《明儒学案》和未完成的《宋元学案》的初衷来看，黄宗羲要囊括百家的学说，为其记录，因为其中不乏精义，有见道之言所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言中用长江支脉喻明代诸先生之说，而集于一书之中，其承担道统的意味不言自明。当然，他也为修德先于讲学而有感而发，所以其所重在学术，而非在历史，这和当代的学术史研究的初衷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后者更强调历史，而非学术。但不管怎样，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史研究的潜台词仍然可以看得出。但最后究竟是否辨清了方向，因为后来没再关切，竟然也未可知。但以前一本薄薄的似以定论性质而出的《古今中西之争》，绝对是不够的。
　　
　　所以，对现代的审视与批判，只有在历史的对比中才能进行。虽然王国维曾说：学问不分古今中西新旧，但我以为古学与今学就已经离了很远，很不一样了。而古学与今学，二者均有特定的含义，并非是指古代之学和现代之学。其定义是从《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上来的。古学是成己之学，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今学是为了向人提供服务和产品而谋生、谋职，是为了炫耀他人。古学与今学的分野从战国时就开始了。纵横家便都是为人之学。
　　
　　所以这是古学和今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这是表现在目的上。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表现在内容上的。古学是浑然之学，为通学。今学为细节之学，表现在科目越来越分化，内容越来越狭窄，但也越来越精细。但这只是一个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古学重人文，重社会，而不重视自然科学。儒学在先秦时为主流，就极少讲自然科学。这和古希腊苏格拉底大可一比。苏格拉底从自然科学的探究中脱离开，而把目光转向到人，其中就有一定的哲学蕴味。这其中就有从自然视野脱开，转向社会视野时的内心的变化。所以古学以人为本，而今学可以只重自然。
　　
　　现代社会已经很少有古学，而多的是今学。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决定了今学更受欢迎、更受关注，古学与他人无关，不能为他人带来经济效益，又不能加以定量，不如升学指标和考试分数那样来得瞩目。所以，古学就不得不荒芜,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常常以法制的健全来弥补与防范许多的不足，但法禁于已然之后，礼禁于未然之前。而礼正是顾亭林一代特别强调的。
　　
　　古学正可以生出礼义来。从古学的角度看，我以为导其学术史的源头，重审黄宗羲著述《明儒学案》的初衷，读其修德讲学先后之辨，深加发挥，才能识其良苦用心所在。否则，斤斤于务外知识，则去道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