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学因西学而得名，因国势蹇滞而沉寂，又因“中国崛起”而喧腾。

    1949年以后，在我们的语汇里，“国学”一词已渐绝影，只是在研究和追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代的学界状况时，才会偶尔的提及。对于大多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国学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陈腐和保守的代名词，只有老辈学者才会依稀记起国学兴盛时的状况。1984年，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应深圳大学校长张维院士的邀请，在该校创办了国学研究所，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第一家以国学命名的机构。随后，该所筹备创办《国学集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出版社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时，刊名遭到了否定，被迫改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出版单位也有意用了人民社的副牌——东方出版社。从这么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用“国学”一名，不仅显得有些生疏和突兀，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禁忌。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学界风气也随之丕变，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反传统的风潮得到遏止，全盘西化的臆想也风光不再了。这时，有所谓“国学热”的兴起，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了那么一点关注和肯定，社会风气开始有所扭转，国学一词也慢慢地“回暖”，渐为一般大众所熟悉。

    经过十来年的涵育和培植，今天国学已经由复苏的根芽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浓荫匝地的参天大树，成为全社会都为之瞩目的一道风景。

二、

    实际上，当前所谓的“国学”，已不同于三四十年代时的境况，和清末民初的谈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鸦片战争之后，西学、西术挟军事之威临岸叩关、渐次伸达，洋务运动时代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接纳之，张之洞倡“中体西用”，已有画地为牢、平分秋色之意。当其时，西学尚是被动接受和容纳的对象，还不足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系统构成根本性的颠覆。清末新政，形势大变，废科举、黜读经、兴学堂、举西体，西方文化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在国人的面前，有术有学，体用兼备，并且反客为主，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构成了整体上的攘夺之势。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所谓“国学”的意识，有了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之观念。所以，“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瓦解之后所出现的特有用语，有着浓烈的时代色彩。这是当时的知识人，在固有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化构成对峙态势的特定情景之下、为了突显自身文化的价值与特色、确立其不可摇夺的民族自信心所采取的针对性极强的策略。

    这个时期的国学有三个特点：一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诉求，倡扬国学，于内有复汉排满之意，对外实为保国保种计；二是整体形式上的中西划界，中学不同于西学，故国学即是纯粹自身传统的叙事或者延续；三是对西学的拒斥感，略有接触，也是谨小慎微，处在一个“将迎还拒”的状态。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大获全胜，中西对阵，已渐渐鸣金收兵，虽说局部争斗尚未平息，时起烽烟，但整体上中学对西学已构不成大的威胁。被彻底边缘化了的中国传统学术要想在新的文化格局当中和学科体制之内谋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要“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身份性，按照西方（现代）学术的规则和要求来重新打磨、改头换面，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到现代的学术体系当中。而这个阶段的所谓“国学”，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历史遗产”的味道，成为一种“材料性”的存在，和现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或者遁入学者的书斋，或者尘封于历史高阁之上。旧体制或旧形态的“国学”已渐渐退出公众视野，对现代学术的影响也近于微乎其微，“国学界”唱主角的大多为新派人物或者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像二三十年代之交，国学最为鼎盛时的北大国学门、清华研究院、燕京国学所、齐鲁国学所等重镇，其中的主要人物皆是有西学背景的。

    这个时期的国学也有三个特点：一是学院化的形式已成定局。国学研究被纳入到分而治之的学科体系当中，受到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国学”和大学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讲习或者旧式学者个人的“单打独斗”，已成流风余波，影响微弱。二是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用西学的眼界和方式来整理古代的资料，成所谓“国故”之学。在学科建设上，和国外的“汉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是亦步亦趋。三是彻底的书斋化、典籍化、材料化，和现实生活的脱钩。“国学”成为学院内部少数人经营和操持的艰深的事业，而与社会大众无关，国学研究者可以不关心社会，一般人也不会去理会什么“国学”。

    从学术形态的转换讲，“国学”实际上扮演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化演进的中间角色，是旧学问向新学术过渡、中学向西学腾挪的中介形式，是由四部之学的架构转向七科之术的预演。按理说，当体制化的学科形式业已确立、新的学术形态已经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国学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当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出场”的特定历史背景已经消失，它的含混性也不能够适应今天学术发展的状况和要求。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当国学声势浩大之时，主攻西洋史的何炳松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我们做文、史、哲的人，为什么不专心致志地去研究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而要去研究所谓“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朱熹？”这个问题，对于较为西化的学者来讲，的确在内心深处或认之是不可理喻的事，而对于眷恋传统、治中学的学者来说，又何尝不感觉到困惑呢？“国学”的身份和地位，它的内涵与外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或许没有哪个人能够说得清楚！

三、

    显然今天的“国学”，不是要续接已经翻过去了的历史的那一页，也不是简单地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兴旺发达时的那般图景，更不是要借“国学”以为抵御西方的武器，像晚清国粹派那样半推半就、“将迎还拒”。在现代学术理念深入人心，各种制度化安排已经演变为生活的常态，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学术规则的运转在学科化、专业化的范式底下十分流畅的情形，任何“复旧”的想法和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国学？或者说，为什么还会有“国学热”的出现呢？我想，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厘清：一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国学热”可以说是对以往蔑视传统、践踏传统之社会风气的强烈反弹；二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长期的“臣服”与“依傍”、唯西方文化之马首是瞻，造成了严重的“失语”和创新能力的低下，这成为当代人的心病，借“国学”之名以图范式之扭转；三是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既有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情绪的延伸，也有文化同质化的挤压所带来的新的困顿，倡扬“国学”成为显现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除了物质生活和社会形态而外，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观念世界改动得尤为剧烈，中国的每一点变化似乎都是在不断地与传统“决裂”、与历史“告别”的意识支配底下呈现出来的。不否定过去就不能面向未来，不与传统脱钩就不能迈入现代，似乎成了全民的共识和时代的基本症候，借用梁启超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样一种积习，久而久之成了“自然”，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似乎不这样做，就是“保守”与“落后”；不如此，就不够“现代”与“进步”。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反传统天经地义，不具有历史批判意识就不能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人”。这样，漠视传统、轻蔑先贤、遗忘历史，逐渐衍化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决裂”的历史观和重新书写历史的狂妄念头，激荡起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热浪，历史在“口诛笔伐”的撕裂和蹂躏之中颠簸与呻吟、一片狼籍，传统在口水和笔尖上跳跃和翻滚、变得面目可憎。全民遗忘、加上无休止的批判，使得一般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日渐地远离，对悠久的传统渐渐地淡忘而印记模糊，脑海里只留下一些现代塑造的“标签”和被妖魔化了的“碎影”。说起西方（现代）的东西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却很是隔膜，“不知汉唐，那管魏晋”。这种状况，延续甚久，积重难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头。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改变，迫切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地对待历史的粗暴方式，重新摆正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从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吸取力量。而过去实在是“欠账”太多，留下了那么多的空缺，急需要“恶补”一番。这样，便形成了整个社会都蜂拥而上的局面。

    从学术形态来看，中国现代的知识系统已经相当的“西化”了，不论是生产知识的方式、传递知识的手段和培育人才的机制，还是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理论架构的进路和言说表达的形式，莫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乃至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充斥着摹仿和依傍的气息。且不论社会科学怎样，就拿文、史、哲、宗、艺这些人文知识领域来说，离开西方的研究范式和表达手法，我们几乎到了“失语”的地步。这种状况，极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严重制约了人文学的影响力，使得学院化的知识人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西方近代化知识系统的形成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调适中才逐步确立的。如果说自然和社会知识可以简单地移植，不分彼我（实际上社会科学也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那么人文学知识则万万不可。用西方的人文科学来剪裁和套用中国的传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学科范式方面的，也有研究方法上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像前两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就是这一尴尬状态的具体体现。没有学科范式的反思和对近代化知识系统整体上的检讨，可能永远都走不出这个困局。而国学的表达和样态恰恰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可能路径，至少在壁垒重重的文、史、哲、宗、艺各界找到了可以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也找到了能够更好地挖掘和表达中国传统的形式。当然，这绝不是简单地走回老路去，而是在充分地分科治之之后的一种新的汇聚。

    “国学热”的出现和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淡出，使得文化归属和文明亲缘性的寻取变得分外重要，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舒缓文化同质化压力的必要方式。环顾四周，在迈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在尽量地保持和发展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那些内容，力图从各自的历史传统当中寻找到挺立于世的能量。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形态，当代像印度、阿拉伯国家、东南亚流行佛教的地区，都无不保留着他们各自浓郁的传统。就是同属于东亚文明（主要受大乘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的日、韩诸国，在这方面的境况也要比我们好得多。相比较而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内核稀释得最为严重，传统价值裂散乃至碎片化，文化符码也丢失殆尽，大众层面的精神生活已经和自己的历史记忆相去甚远，变得越来越不象传统上的“中国人”。这种丧失了文化主体性、文明“识别色”趋于消失的状况，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之后，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困惑，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焦虑感。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确立，表现“自我”的文化形象和世人对中华文明独特价值与贡献的强烈期待，非常现实地摆在了面前：你是谁？你和别人（如西方）有什么不一样？你能对世界起到什么作用？当代的中国文化不仅要面对这些问题，而且需要有效地来解答这样的问题，所以亟待文化主体性的挺立和自我形象的明晰化。而“国学”作为独特的意象和符号，恰能满足这一需求，为中国文化的自我伸张和自主表达提供了一个门径。

    我们必须要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明形态高度融合，各种文化模式也错综交汇，这就决定了任何排他性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今天所谓的“国学”，和清末民初的情形完全不同，它并不是要严分中西，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更不是要拿国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反，这样的“国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来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特别是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深刻洗礼之后，它的开放性、坚韧度、鉴别力和取精用宏的能量是以往时代所不可比拟的，也必能担得起任何的考验。同时，这样一种“国学”，不是讲堂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知识人在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秋画地为牢的自我保护，也不是面对典籍化、材料化的“传统”，空叹无奈而遁入书斋的自我“放逐”。恰恰相反，这个“国学”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是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的身份性，试图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学堂走入社会，由学者说辨于口、皓首穷之的“材料”，变成大众默会于心、倏然从之的“行动”，从而成为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形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学研究，时人以示与旧学问的区别，便有“新国学”之说，那个“新”是学术面貌的新，是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之新，说到底是“书本”上的新。而今天的国学，可以说是“新之又新”，它的“新”不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而是向大众生活的转向，这是与以往的根本不同。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典籍化、材料化的“悬置”之后，它渴望走出书斋，重新回到大地，找到深深扎根的土壤，在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