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 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由上海县人姚廷遴写的日记体《历年记》。姚氏生于崇祯元年（1628年），到41岁那年，有感于“世事之更易，人情之冷暖，涉历之风波”，动了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他从出生之年追溯起，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搁笔，按年叙事，有事则记，愈后愈详，前后连贯70年，正当由明清易代到“康乾盛世”发端，一个史家给予特别关注的时期。姚氏早年痛失亲祖、生父，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一度不知穷愁。但读书顽劣，没有拿过功名，而后家道中落，涉足吏胥，务过农，教过书，备尝兵火灾荒之苦，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原稿本整理者称，由于姚氏识见有限，文辞叙述殊觉冗杂，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少有流传（姚廷遴：《历年记》稿本，原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整理，1962年以“上海文献丛编”名义印行，数量较少。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清代日记汇抄》，为今之通行本，1982年4月第1版）。但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屡屡叹穷叫苦，历年实录所及，既有政治风波、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报道，也有油盐柴米贵贱、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平常得像家人聊天，实话实说，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 明末上海“人吃人”惨象
姚氏亲历见闻常常透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例如，郭沫若曾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了一些材料，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人吃人”的惨象，叙述颇骇人听闻。可谁都不会想到，在号称“富庶之区”的江南，上海县境内，也有同类悲剧在同时异地重演，南北对应，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崇祯十四年），三月至九月无雨，江南大旱，草木皆枯死。其地向来无蝗，该年飞则蔽天，止则盈野，所到之处无物不光。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姚氏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将榆树皮做饼食，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四周乡民所在皆然。饥饿者沿路乞讨，走不多步即仆地而死。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算。他夜深归家，从（上海县衙门前）馆驿桥经过，死尸横卧于道，或脚踢着，或身上走过，知已肢体僵硬。更有甚者，桥头巷口，遗孩满路，时常有被人抱走者。后来在火神庙发现，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冻结盛之，肉内有指头残存。荷花池附近，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西关外一老妪，常抱小儿回去，亦杀而净洗焉。南门外夫妇两人亦常抱去，邻人疑之，闻其家有香味，怪而问之，则遭詈骂，强而视之，烹小儿在锅也。姚廷遴哀痛地写道：“其惨又如此。”“人吃人”的三男两妇，都经当地民众扭送至县府，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姚氏继而记道：“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活活烧死，抢劫者立时枷死，幸而不致大乱。” 与姚氏同地、同时的叶梦珠，所著笔记体的《阅世编》名气很响，为明清江南研究习用之书，这样惨酷的情景却隐匿得无影无踪，旁证了“无名文人”（整理者用语）有时确实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一《灾祥》也谈到了崇祯十四年大旱后的上海灾情，有婴儿遗弃、妇女流离、饥民转死沟壑等语，但说“山左”易子而食，尤甚吾乡，故山陕商人足不至。似乎在上海并未发生过人吃人现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康熙年间素称盛世，实则萧条
虽然明清江南之富庶多被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民众穷愁潦倒的另一面也同样真切地存在着，无法完全抹去。只是此类细节存世稀少，学者不易强烈感受到而已！以小农艰辛耕作为基础的中国农业，创造出不计其数的财富，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饭，经不起风吹浪打，农家难有隔年之粮，极度的脆弱与不稳定，发达地区亦所不免。假若能够如实看待，上述惨剧的发生就决非完全不可理解。 姚氏久居之浦东，是松江棉布重要的产花地，号称“布被天下”，也种植水稻和杂粮。向不知柴米之贵的姚氏，迫于生计，在21岁那年与佃农“分种”（对半分成）东乡之田，当年收获到稻谷每亩3石，棉花80斤，又有其他插种豆类、芝麻的收益，以为种田是一项好事业，从此住下。第二年大小熟全荒，始觉狼狈。盘算姚氏70年经历，大荒者约8年，中荒十有余年，而稻好花坏、花好稻坏者20余年，真正顺风顺水的年份不多（明确记载大有之年仅三次）。其中继崇祯十四年大旱蝗之后，顺治九年、顺治十八年、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三十二年均是大旱大荒之年。康熙元年起，连续三年瘟疫盛行，十室九病，宅上无健人。总计姚氏亲族与子女，前后死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台风、潮浸、水涝是该地农业收成的大敌。康熙十五年，春夏多雨，及至八月大雨，水溢半月而退，种花大荒，晚花仅二三十斤一亩。康熙二十六年大旱，至七月又遇大风潮，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坏，花铃花盘摇落成堆，棉花收成好者仅四五十斤，晚者不满数斤，到处叫苦。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尽数罗列70年间自然灾害详情（这是研究灾害史的一份极好的原始材料），读者可以找来细读。 康熙之世因为仍处于“小冰河”灾害周期之中，加以战事、海禁等其他因素，有些经济史家已经看出这是明清六百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康熙萧条”一语，原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吴承明先生在《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文中力赞此说，认为他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概括的“17世纪市场危机”过于笼统，岸本美绪称之为“康熙萧条”较为恰当。先生上述两文均收入氏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姚氏生而不幸，遭逢其时，有特殊的一面。但在江南，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每看到国外有的研究者不计各种干扰收成的变量因素，选取稻、花收成好的数字作为初始数据，像模像样地以现代数理推算该地区棉花、水稻的生产规模，乃至GDP与人均收入，用以证明江南之富足，总觉得他们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太少体贴的了解，有些异想天开。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
姚氏完全从平民生活感受出发，政治上的利害观察比较实际，较少意识形态偏见，也是一大特点。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黎庶困苦，蠲免若干年钱粮，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不许官吏随从扰民，颇为感动。他把从衙门朋友那里听来的，二十八年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铺陈得有滋有味，比官方记载多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并称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康熙朝有清官，在历史上是出名的。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汤斌两位总督、巡抚，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百姓哀悼或挽留的场面，均笔带感情，不吝篇幅。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也有议论。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获知一件冤案，即差中央司法、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案情终得告白。姚氏记曰：“此一事连累抚院、按察使、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霍县公、兵道、按察司等，俱大费周折，看来做官也不是容易”，流露出对贪官污吏遭惩处的高兴情状。这些情节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饬吏治，确实用心用力，民间盼望政治清明之心，也真实而急切。 但从姚氏36岁后康熙年间的经历来看，我们也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种严峻：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鲜明。有一事值得在此说明。康熙三十三年，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此人，无论是康熙帝或是现代史家，都极赞他为“好官”，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异，可补史料之阙。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犒赏、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县中费银5000两。海关官特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摆酒于船内，演戏饮酒而去，礼金亦费500两。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作用如此，做到两省总督，下僚送礼，一概全收，贪婪极矣。自称文正公之后，岂料文正公之子孙，有如是不肖哉！” 姚氏在康熙年间一度做过胥吏，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许多朋友，消息灵通，见识了23个知县或代理知县，除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平庸者不计外，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二十五年任上的史彩。离任时，绅民一路送别，百姓无不嗟叹涕泣，史公亦哭。姚氏点评：“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去官者，满县人如失父母，做人得上进，必该如此。”与之相比，却有八至九个知县，都是以贪婪卑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对他们追比钱粮的凶狠与刻剥百姓的苛酷，鞭挞不假宽贷。例如康熙十一年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异常，打人不论年龄大小，概必四十。康熙十四年，陈之佐因有贪污漕粮之嫌，被疏题革职。陈妻贪上海华丽，教训其男人：“这里不做官，你想到哪里去？”于是陈知县遂将平日刻剥来的银子，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还伪称上头已经同意其留任，死赖着不肯走。姚氏点评曰：“可笑，可笑！”最可恶者，在姚氏笔下应数康熙三十二年到任的陈善，为官最为不善，而且正因为有前面说到的范承勋撑腰，坏事做绝。康熙三十三年，陈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非常之酷，值农忙之际，差人如狼似虎，每区数批，耗费民间什物银钱无数。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人，飘没房屋无数。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比400人。七月，终于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于是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上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说也枉然。”（“拆欠”，指将历年所欠钱粮催交上来后，不照常规原封收存，私拆后入其囊中。“淋尖”，原为收粮吏胥刻剥的惯用伎俩，上交稻谷必须高出斛平面，然后用板一拖，拖出的稻谷，积少成多，数量不菲。）康熙三十六年，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众人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拆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花园建筑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十分惊人。事后陈知县破费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全，总督差人调查，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至于陈知县暗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姚氏对陈知县的鉴定简洁明快：真白日之强盗，万姓之仇敌也。陈知县没有倒台，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似乎有意效法获麟绝笔，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 天高皇帝远，靠一人之英明，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康熙时期基层有种种黑暗，英主耳目失灵，鞭长莫及，也合旧体制一般情势之常。今天的史家，包括喜欢编皇帝戏的作家，遇到这类事情，应该多一份心思，尽量搜索得全面些，不致将历史上的“好皇帝”描写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形势良好，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重点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历年记》的展示，只是一个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转变会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