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葛兆光

演讲地：东南大学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历史学家怎样理解孔子的理想和他的那个时代。

最近这些年有人提出来，在中国开始逐渐富强的时候，应该在世界上重新恢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声音”，所以，好像是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和孔子越来越走红，甚至有人还提出要“尊孔读经”。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现象好像有一点点诡异，也不怎么合适。

最近还有人颁布了孔子的标准像，这很有趣。其实，古代没有照相机，也没有留下孔子活着的时候的画像，孔子哪儿来的标准像呀，这里有一些古代各种各样的孔子画像，有传说唐代吴道子画的，有宋代画家画的，有比较丰满的，也有很威严的，到底哪一个是真孔子呢？有一句话说，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孔子也是一个不断被解释、不断被重新描绘的人，唐代的人、宋代的人、明代的人选择的孔子，一直到五四时代鞭挞的那个孔子，其实未必是一个孔子。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就要从尽可能接近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里，我首先用了一个尼采式的标题，叫做——

瞧，那个人是孔子！

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有剧烈的动荡的话，绅士风度和贵族传统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说到底，它就是一种教养，文明是跟教养相关的。可是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绅士的教养和风度呢？

今天我们要了解孔子，主要靠《论语》，除了《论语》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礼记》和《史记》的《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传》。

那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要说，孔子是一个具有很高的贵族修养的人。《论语》第十篇叫做《乡党》，它里面说到孔子的种种举止行为，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人，他对人的态度是很谦恭的，做人的行为是很严肃的，日常是很讲究教养的，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很有绅士风度，而且他也非常强调这种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在那个时代，就是一种贵族传统的教养。我想，如果我们剥离那个时代背景来看，其实就是讲究教养、讲究分寸，而教养和分寸——我请大家务必注意——就是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按照一个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说法，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一些民族习惯，是风俗习惯，而文明是一个可以进化的，是一些跟教养相关的规则。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而文明使各个民族变得越来越一样。全球化这个现象，一方面我们会说，它的背后有资本掠夺，有西方霸权，有全球资本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它也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进入一种规则一个秩序来生活。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间是有分歧的，一个民族它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同时它又要进入一个大家普遍遵循的秩序和规则。在这一点上，孔子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希望重建一个秩序社会的理想，或者说，他是希望大家遵守一种普遍文明规则来生活的人。他一辈子提倡的所谓的“礼”，其实就是“文明”。所以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就没有办法做人，因为做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像动物一样，做人就是要在一个群体社会里面，遵守一种文明的规则来生活。

他本人也是这种教养和秩序的实践者，我们来看孔子本人的生活方式。据说，他私下里穿的衣服，不用红色和紫色；夏天如果见外人，尽管很热穿着“葛服”，也一定要在外面加上一件外衣；如果别家有人去世，去吊丧的时候决不可以穿羔裘，也不能戴黑色的玄冠。每到节日，一定穿正式朝服；凡是斋戒祭祀，一定要穿着布浴衣去洗澡。我们知道，儒家很讲究穿衣，大家看《新定三礼图》就可以知道，不同时候、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不同客人、不同气氛，衣服都应当不同。对于儒家来说，衣服不仅仅是一个外在装饰，而且对人的内心是有制约作用的，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一个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文化标志，儒家觉得，衣服是象征，靠一套象征，可以建立一套秩序。早期儒家觉得，不同的衣服就是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不同心境的象征，所以，在庄重的场合，他们要戴章甫，缙笏，扎绅，我们讲“绅士”，讲“缙绅”，都是与这有关的。据说，汉高祖刘邦对戴“儒冠”的人很不尊重，把儒者的帽子取下来当尿壶，说明他没有教养，不尊重身份秩序，是很有流氓气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孔子是怎么讲究“食”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实，这个“不厌”也有“不求”、“不贪”的意思，他并不是尽可能地追求“精”、“细”，但是，孔子对吃确实是很讲究的，作为贵族传统的继承者，他有很多讲究。比如他说，肉虽然可以吃得多，但是不能够吃得太撑，酒可以喝很多，但是不能够醉到胡说八道的程度，肉切得不“正”、不合刀法、没有合适的酱不吃，市场买来的酒和肉不吃，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无论是好的饭菜，还是不好的饭菜，面对它都要恭恭敬敬地吃。最后，我们来看他如何出行，贵族出行当然要坐车，孔子也算是贵族，不过按照孔子的说法，君子坐车是有讲究的，如果女性也坐在车上，这个君子上了车以后，一定要端正地站着，而且要扶着那个防止人掉下车的绳子。君子也不能四面乱看，按照朱熹的解释，在车上，如果妇人坐在后面，君子就只能往前看，而且眼睛的视界不能超出车前两边。你看，孔子的绅士形象和他的秩序理想，表现了自西周以来经过多少代逐渐形成的这么一个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且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一种庄重感和分寸感。

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有剧烈的动荡的话，绅士风度和贵族传统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说到底，它就是一种教养，文明是跟教养相关的。可是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绅士的教养和风度呢？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的心理是在加速度地趋向紧张，这种趋向紧张的结果，是不可能容忍那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绅士风度和教养，又是必需的，否则这个社会总是会处在一种紧张、焦灼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中，造就一种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可是，一百年来中国人心里一直紧张，巨大的心理落差产生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如果离开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孔子所提倡的教养主义，尽管可能是那个时代很保守的贵族传统，但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除此之外，我要说，孔子还是一个博学和有文化的人。作为一个贵族，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他这个人很博学多闻。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一只大鸟掉落在陈国，身上有一支箭穿过，箭有一尺多长，前面的箭头是石头做的。陈国国君就问孔子，这只鹰是从哪里来的呀？孔子就跟他说，这是从肃慎这个地方来的，肃慎这个地方在扶余国之北，要走六十多天才能到。这只大鸟是被肃慎人射着了，但是它坚持长途飞行，到了这儿精疲力尽才掉了下来。可见孔子很博学，尽管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知识未必那么科学，但我们不能不说他在当时算是最有知识的人，所以，他才能在那个时代当老师。

他有艺术修养，也有经典知识。作为一个贵族，他曾经向当时最好的音乐家师襄子学习过音乐，精通六种当时最重要的技艺，就是射、御、书、数、礼、乐，而且精通《书》、《易》、《诗》、《礼》、《春秋》等古代经典，其中特别是“礼”，因为这是整顿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东西呀。孔子曾经说，夏代的礼我都知道，不必到夏的后代杞国去学习，殷商的礼我也知道，不必到殷商的后裔宋国去学习。他对这个礼非常重视，他认为礼是一种秩序，更是做人和治理社会所必要的一种象征和知识。所以，当时他到卫国去，卫灵公问他打仗的事怎么样，孔子就说，打仗的事你不要问我，我没有学过，要是讲祭祀礼仪的事你可以问我，这些我学过。齐景公问他，他也说，你要恢复古代的礼，你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甚至于他说，如果有用我的人，我个把月就能让这个国家有所变化，如果给我三年时间，我就能让这个国家彻底地变化，变成一个有秩序的国家。

所以，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学生开讨论会，他就问子路、问子贡、问颜回，看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自己的志向。子路和子贡不太能够懂孔子的想法，最好的学生是颜回。颜回说，您的志向非常大，所以，天下容不下您，因为您是要恢复整个天下礼仪的秩序。孔子当时非常感慨，他说，真对呀颜回，你说得太对了，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人，我真是想给你去当管家。他的意思就是说，颜回才是真正理解自己的人。

可是，很遗憾，孔子的那个时代恰恰是贵族衰落、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介绍孔子及其时代。

礼崩乐坏：孔子及其时代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然而，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方案能够实行的时代。

按照儒家的想象，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井然有序，主要是依赖一整套仪式，按照一些规定和一些礼仪来做事，因而建立了一个等级分明、井然有序的社会。所以，秩序就是等级，没有等级就没有秩序，尽管“平等”是一个伟大的理念，但是，绝对平等最终是要破坏秩序的。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区分、没有位阶的社会，秩序肯定是乱的，尽管这个等级秩序的理念不怎么好。

孔子非常讲究这个礼仪和这个等级，可是，那一套礼仪和等级在他那个时代已经乱了套。孔子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的那套理想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当时整个东周王朝已经秩序大乱，东周天子只是龟缩在现在洛阳那一小块地方，而且还要靠原来的诸侯来奉养才能维持。就连孔子所生活的鲁国，虽然原来也是礼乐正宗之邦，但是也乱得可以，季平子、孟氏、叔孟和鲁昭公也在斗呀，这些贵族居然敢跟鲁君打起来，甚至还把鲁君赶到齐国去了，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对当时三十五岁的孔子来说是多么大的刺激。大家可能都记得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事儿就来自于孔子所在的鲁国。因为鲁国国君的地位越来越弱，而家臣居然强势了起来。季氏这个家族，居然在家里用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也就是“八佾”，他的家庙里奏音乐，居然奏的是《雍》，《雍》是“天子穆穆”，这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舞蹈和音乐，他居然在他的家里用。所以，按照孔子的说法，那个时代已经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

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可是，他的方法却只有下面这样三种：第一种就是恢复礼制。依靠等级森严的仪式，来暗示大家这个社会要有等级分界，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第二种方法就是正名。他觉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认为，在一个等级身份的社会里面，名分一定要与实际相吻合。把名分规定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也能够调整社会的等级和身份。可是，光靠这个也不行，因为这只是个外在的约束。所以，第三个方法叫“求仁”，就是追求仁爱之心，“仁者爱人”，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你要别人爱你，你就要先爱别人，你要让别人听你的，你也要先听别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归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那么，靠什么来保证每个人都有仁爱之心呢？孔子一直追溯到人的自然感情。你不是一个人吗，你肯定有父母，既然有父母，你天生的就有孝敬之心，这是来自自然的和血缘的感情，他认为这就是基础。所以，孔子说，仁爱之心的来源就是孝心。他认为，这个根本和来源奠基了一切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孝顺，他就不会犯上作乱。在古代中国，国就是家的放大，按照孔子的理解，如果一个人有孝顺之心的话，他就应该有遵守这个国家秩序的心，所以，他觉得，每个人都“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这样就可以重建一个国家的秩序。这是孔子一辈子的理想，也是他维护传统贵族社会秩序的途径。

然而，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决不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方案能够实行的时代。孔子一直没有机会实现他的重建秩序的理想，他先后到过卫国、齐国、陈国、曹国、宋国、郑国，始终很难找到机会，虽然他也短期当过大司寇这样的官，但他始终不得志，所以，最后在63岁的时候，也就是鲁哀公六年，他在外面流亡了14年后，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故乡鲁国，就是现在山东曲阜一带。鲁哀公十四年，他听说鲁国狩猎打到了麒麟，他就很悲哀，同一年，他最好的学生颜渊也死了，他很悲哀地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再过了两年，鲁哀公十六年，就是公元前479年，他就在悲哀中去世了。

他去世后，学生们在他的坟墓周边，逐渐聚集百余家，后来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居住区叫孔里。鲁国很尊敬孔子，一直也在祭祀孔子，而儒家学者则常常在孔子墓的周围习礼讲学，在那里建了很多房子，供奉孔子遗留下来的衣、冠、琴、书，还有车，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大概，只有秦王朝对此不太恭敬吧，郡县制彻底结束了贵族封建分享权利的时代。所以，孔子的后代甚至抱着礼器加入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军行列。但是，到汉代又非常隆重地祭祀孔子，虽然汉高祖刘邦很不尊重儒家，但是，他到了这里，也曾经用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祭祀孔子。因此，孔子在汉代一直非常有影响。

当人文理想主义成为传统

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资源，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这个孔子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追溯孔子的历史，应该看到，实际上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贵族传统，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维护传统、恢复秩序的理想。通常，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些过去拥有文化经验、熟悉过去文化规范、享受过去的文化和历史的优越感的贵族，对于礼崩乐坏这样的状况，是非常恐惧的。所以，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爱怀旧。我用“最后的贵族”为题，是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贵族在孔子以后就没有了，自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哪里还能有太多的贵族？尤其是在晚清以后，整个社会在不断的变动中，这个时代里，边缘一次次地进入中心，需要长期积累和形成的贵族阶层，一次又一次地在崩溃，社会像走马灯一样变化。所以，这个旧的文化贵族一旦失去了过去的生活经验，一旦失去了过去的文化特权，一旦失去了过去的优越感，他们常常是要怀念和回忆过去的时代，这就与孔子特别爱回忆西周那个想象的黄金时代一样。

不过，孔子儒家的这一套理想和信仰，也慢慢积淀成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些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常常在历史中追寻理想，通过复古来更新，以传统来批判现实，而且常常习惯于用文化精神来讽刺世俗社会。他们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少还残留有士大夫的习惯，而士大夫的习惯很多就是儒家的习惯。所以，当贵族理想主义成为人文传统的时候，最后中国形成的，是孔子以来很重要的传统，第一是“法先王”，所谓“法后王”常常是着眼于未来，而“法先王”常常是要回溯历史。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中间，历史是最基础的。第二是“尊经典”，“尊经典”的意思是说需要有本本上的权威，什么事情都要经典里有才行，我们习惯于引经据典，哪怕没有经典，有诗为证也可以，总得讲究有个来源。第三就是“援历史”，我们比较爱讲历史，爱从历史中援引对现实有用的资源，来证明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不过，我们要强调一点，说这些并不是让孔子去负这个历史的责任，孔子并没有教我们说应当是这样的，但是在孔子那个时代，他给我们提供的资源里面，包含着这些内容。

很悲哀的是，孔子在政治领域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也开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当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来对抗政治权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以“道统”对抗“政统”。这个现象，我们在后代能够看到，像韩愈、柳宗元，像宋代的程、朱，像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戴震，其实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权力实在太大，慢慢就把他们都吸收到政治体系，融入正统政治意识形态里去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孔子。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资源，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这个孔子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有什么是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我们可以拿它来当作一种资源，之所以说它是“资源”，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它都只是有待解释的资源，应该经过选择和重新解释，然后才成为“传”下来的传统。否则的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就太简单了，传统是在不断地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慢慢地、不断地延续、发展的，慢慢地、不断地从旧传统变为新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