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谚语，反映的是历史上北京的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同时也反映出老北京内外城的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势态。但是，有关“东富西贵”出现的时间、所指区域及其含义等却历来有不同说法，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东富西贵”中的“东”、“西”所指的区域有两种说法

一是“内城东城、西城”说。“东富西贵”一说见诸记载是在清末，但其所指区域和内涵历来说法不一。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看，最早记载和解释“东富西贵”的是清末满族学者震钧，他在其所著《天咫偶闻》卷十记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又云：‘东风西雨’，盖逢东庙市日多风，逢西庙市日多雨。而今则皆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而风雨亦不复应期矣。”

对于震钧说法，稍晚于他的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彝也有类似的记述，他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曰：“世言京城‘东富西贵’，由来久矣。不过谓东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实不然。东城王公府第亦不少，西城当日街道荒凉而已。”

随后，崇彝还分别列举了道咸以来位于东城的27处和位于西城的20处清代官僚的宅第，用以证明他的说法。

二是“崇文门、宣武门外”说。除了上述震钧、崇彝的说法外，关于“东富西贵”还有另一种基本类似的说法，主要见于民国时期三位学者的笔记，分别是罗惇曧的《宾退随笔》、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和徐珂的《清稗类钞》。

《宾退随笔》载：“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

《旧京琐记》卷八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清稗类钞·胥役类》载：“司官欲检一案，每以属书吏，必援例，必检例案。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若辈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司官则居宣武门外者为多也。”

这三种笔记对“东富西贵”的诠释基本是一致的，从地域角度讲都认为是处于外城北部的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从人员构成上看，是指商业的管理及经营者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官吏；从时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

清代“东富西贵”是指外城的东城、西城

如果把“东富西贵”俗谚产生和流传的时限确定在清朝，无疑上述三种笔记的观点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东富西贵”俗谚或类似现象的表述是否有可能出现在明朝，从震钧及其他人的记述看这是有可能的。

对比上引震钧和崇彝的记述，其内容虽稍有差异，但有三点意思是基本相同，而且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东富西贵”之谚在京师民间流传久远；其二，“东富西贵”的“东、西”是指内城的东城和西城；其三，他们都认为“东富西贵”的内涵及其所属文化空间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到了他们生活的年代，这种区别已经很不明显。这三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面实际暗含着两个需要论证的问题：1、内城的东城、西城的概念和范围要上溯到哪个朝代？2、“东富西贵”现象和俗谚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它的内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根据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的记载，元代北京只有南城、北城之称，而且从原文意可知，南城是指金中都旧城，北城是指大都新城。尽管没有东城、西城的概念，但从相关资料上已经有了“城东”、“城西”的说法，这说明元代以大都城的中轴线为标识，把新城自然地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应该就是东城、西城之称的雏形。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已经明确出现“五城”的概念，所谓“五城”是指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其中“东城”、“西城”的范围，按照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记载，分别是：“东城在崇文门里，街东往北，至城墙并东关外；西城在宣武门里，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也就是说，明代的东城、西城是指北京内城的东、西部及关厢地区。

清代，北京内外城按方位各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内城由于新括出一个南城，因此造成原来东城、西城所辖区域相对缩小。再加上清朝定都北京后即推行“迁汉令”，内城“分列八旗，拱卫皇居”，迁移原住内城官民商贾等于外城，实行兵民分城居住。这样，内城的五城变成了皇居之地和八旗兵营，外城的东、西城则成为商人和汉官的聚居地，故清代“东富西贵”是指外城汉人居住区域而言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元明以来，就有西城“贵”和东城“富”的现象

但正如上言，东城、西城的概念确立于明代，而且震钧和崇彝所述也显然是说“东富西贵”的“东、西”是指内城的东城和西城。因此，探究一下“东富西贵”俗谚或类似的现象表述最早出现于何时就显得很有必要。从目前查阅的相关资料看，元明两代文献中虽然尚未见到“东富西贵”的明确提法，但却显示自元明以来，西城“贵”和东城“富”的现象由来已久。

先看西城“贵”的例子。《析津志辑佚·古迹》载：“丽春楼，在顺承门内，与庆元楼相对，乃伯颜太师之府第也。”虽然元代有多位伯颜太师，此府第的主人究竟是谁已不得而知，但说府第的位置在今天西单附近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

明代不少公侯阁臣都居住在皇城以西，因此至今西城的许多地名都与此有关，如西四北二条原称帅府胡同，明宪宗时为广平侯袁瑄宅第，正德年间永寿伯朱德私第在此。武宗南征时，在此设帅府，因而得名。西四北七条，原称太安侯胡同，在明代，泰宁侯陈珪的宅第在此胡同内，故名“泰宁侯胡同”；到了清代，由于道光皇帝叫旻宁，为了避讳，改为“泰安侯”胡同。西四北八条，明代称武安侯胡同，因武安侯郑亨的府第在此而得名。西城富国街3号，明清称为祖家街，据传此处为明末清初辽东大将祖大寿故宅，后改建为祠。

明代王公大臣喜欢把宅第选在西城，除了这里有四季皆景的什刹海等宜居之地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明朝的皇帝平时喜欢在“西城”活动。王世贞《皇明异典述》卷六“赐禁苑直舍”载：“上在西城，因赐诸入直大臣庐于无逸殿之左右厢。”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载：“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诊龙脉。”《明史》卷一百十四《张居正传》载：“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这里的“西城”就是指皇城西部的“西苑”，无逸殿则是西苑内的宫殿。王公大臣们选择住在西城，从西安门进出皇城则更加方便。

贵戚多住西城的现象也直接影响了一般官吏选择居舍的意向，明人杨士聪在其所著《玉堂荟记》卷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任者泰，沂州人，鸣梧之儿女姻家，辛未为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长厚，第后在东城一锦衣家，逾年来选，复馆其家。余语以宜过西城寓，选有地方，便于缙绅接见，任竟因循不果。”文中“宜过西城寓，选有地方，便于缙绅接见”一句很值得重视，说明当时为了便于就近结交贵戚重臣，在一般官僚群体中已经形成一种“宜过西城寓”的风气，这显然对在西城集中出现官吏聚居区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民谚的出现和流传打下了基础。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598－1600年）曾寓居京师东城，他在给座师焦弱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境况，有“宏僻处东城，交游绝迹”之叹；在给焦弱侯的另一信中，他又道：“宏株守青毡，又东城去人远，得一意读书，差易度日。”可见，万历中期在东城居住的官吏士绅并不多。恐怕也正是由于此，后来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组织“葡萄社”时，把雅集的地点选在西城的崇国寺（今护国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袁宏道回京任职，他寓居的地点就选在了紧邻皇城的西安门。闲暇之余，他与袁中道再次组织文社——“藕花社”，地点也选在了城西“月张园”。这些举动应该是与“西贵”现象有一定关系的。

从上面引述的资料中，我认为基本可以说明自明代以来官吏士绅相对集中居住在内城的西城区域，“西贵”现象至迟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基本形成。“东富”这种区域经济、文化空间的产生和发展，与运河漕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再看东城“富”的例子。表面上看，震钧所谓“东富”是指“仓库皆在东城”，与崇彝的“东城大宅多”的表述有所不同，但细一分析其实二人所说的落脚点仍还都在同类而聚的人群上。我认为，在元明时期的东城，这个群体的主要构成人员应该是商人及仓库的经管之吏。

“东富”这种区域经济、文化空间的产生和发展，显然是与运河漕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元代开辟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是在大都城里的海子（今积水潭）。而位于大内以北的钟楼、鼓楼区域由于紧邻海子码头，遂成为大都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商贾云集，经营各色百货商品，包括的行业有粮行、绢行、木行、果品行、肉行等。市场中有米市、面市、缎皮市、皮毛市、鹅鸭市、珠子市、铁市等。钟鼓楼商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商人在东城及城厢活动，并且在此选择宅第应该是有影响作用的。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古迹》就记载：齐化门外“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我认为这段话颇可以作为自元代以来大都城东部及城厢地区就是富商巨贾们经商和居住的重要区域观点的佐证。

明代这种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尽管运粮船不像元代那样直达积水潭，但物资也会经陆路转运进京城，交易的中心仍会在东城及城厢地区，而这里也便成为商贾们落脚居住的首选之地。明人姚福《青溪暇笔》甚至记载了一件针对富商的案件：“成化间，有一富商寓在京齐化门一寺中。寺僧见其挟有重赀，因乞施焉，商贪之而未发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约众徒，先杀其二仆，即以帛缢商死，埋寺后坑中，以二仆尸压其上，实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贵官因游赏过寺，寺犬嗥鸣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复来。官疑之，命人随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伐视之，尸见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声，乃商人复苏也。以汤灌之，少顷能言。遂闻于朝，尽捕其僧而置于法。”这件事虽属特例，但从中也约略可以看出商人富户出于经营的需要，大多喜好在东城活动或寓居。

嘉靖七年（1528年），明政府终于下决心疏通了通惠河，漕船可以自通州经运河直抵北京城东南隅的大通桥下卸粮，然后用车分别运到各个京仓贮藏。这样一来，临近运河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内外地区遂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区，从而取代了元代以来的钟鼓楼中心市场的地位。尤其是正阳门附近的棋盘街和朝前市（一说棋盘街和朝前市是同一个市场）更是成为全城性的商业中心。

尽管随着通惠河终点码头的变化带来了北京城商业中心由原来的钟鼓楼向正阳门、崇文门地区转移，但由于当时前三门外还没有修筑外城，因此富商巨贾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会留在内城居住。即使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修筑完成，在此聚居的也主要是手工业者和一般商人。故可以说终明一代，内城的东城仍然一直显现出一派“东富”的景象。而这些大商人真正移居到外城应该是到了清初，其原因显然与“迁汉令”有着直接关系，于是崇文门、正阳门外的“东富”景象逐渐形成。

另外，为了有效地管理通过运河转运来的漕粮以及其他物资，元政府设立了京畿漕运司、运粮千户所等机构，同时在大都城建立二十二座储备粮食的京仓。这些仓库多在大都城东，而且直到明代仍然沿用。另外，明正统三年还设置了一个专管仓场的机构——总督仓场公署，其衙署就设在东城裱褙胡同。这说明元明时期仓库及其管理机构确实都在东城范围内。而清代专管仓场的机构——仓场衙门则设在了崇文门外花市，可见已有南移的变化。

尽管由于这些仓场均属官营，所储物资大多应该并不进入流通领域，但相关资料显示，官吏营私、商人趋利，甚至官商勾结从中谋利者并不在少数。《元史》卷九十七“海运”条记载：“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明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清代时京、通二仓的仓吏、仓役偷盗仓粮已是公开的秘密，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曾记载，老百姓私下里称这些人为“仓匪”或“仓老鼠”。因此，这些人都广有家资，居于京城富室之列。

由于漕运管理的需要及其仓库多建于此的关系，元明乃至清时期东城自然也成为这些经管之吏选择居住的主要地区，于是东城富商衙吏的豪宅集聚，形成了巨富群居之地。

综上所述，尽管元明文献中还没有找到“东富西贵”的明确提法，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东富西贵”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清代及其外城，而应是与元明以来内城的东城、西城及邻近区域的文化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其变迁轨迹基本呈现出由北及南，由内到外的趋势。到清代随着“迁汉令”的实施，最终在外城北部的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区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历史与文化教育传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