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节。蓦然记起辛弃疾的《摸鱼儿》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是在雾里还是在水中，有一种被称为“国学”的宝贝忽地一下子就光芒四溢起来。“禁火岸花然（燃）”是卢纶《舟中寒食》的句子，禁火时节，花朵绽放，就像点燃的火焰。于是，就想象着那原本被视为“奇葩”的竟不知不觉间就铺天盖地地绽放了，像着了火一样。触目之后觉得惊心。

听说许多小学生们摇头摆尾（没有尾，摆摆四肢吧）地读起了《四书五经》，人家告诉他们那就是国学的精髓。海外研究国学的机构好多都叫“孔子学院”，把儒学抬高到等于国学的地位，甚至就片面夸大儒家经书的某一部分。

又听说“新国学”，好像是把码出来是中国字的学问都叫“国学”。也有道理啊，比如人家研究的不是古代的学问，可是是中国的学问呀，你说人家研究的不是中国的“国学”，又不是外国的“国学”，那人家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国学”呀“国学”，太狭义了不行，太广义了也不行。太冷了，太热了，都有些无所适从。

“国学热”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内中蕴含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下，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重视，包括“国学辣妹”式的反其道而行。而真正研究国学的人，在它最冷落的时候依然与它“相看两不厌”（李白诗句）；在如今“乍暖”的气候下，也绝对不会高兴如“鸡犬”。真正的国学研究没有时尚的色彩，只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周济语）。

没有色彩，却有温度。

曾见赫然入目的宣传语：“寒冷的冬季，一本温暖的书”。

孔子的温度咱不得而知，咱只知道大冷天的，于丹的书有温度，至少让排队、簇拥签名的人出汗。

书的热度原本只是要达到温暖人心的程度，谁知却如火如荼，火爆得眩人眼目。

先是易中天讲《三国》，讲《水浒》，“读城”、“品人”，无意中如日中天。

这大半年以来，过街天桥上买盗版书的小贩起劲地吆喝起于丹的《心得》。

于丹才过不惑之年，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授，被戏称为学术界的“超级女生”。于丹的成功，并非得益于她读了古代文学的硕士，又读了大众传媒（影视学）的博士，知道如何利用大众传媒这个平台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并非得益于“坛坛都是好酒”的《百家讲坛》，毕竟在那坛里酿过酒的专家学者有四五百人，让人一饮即醉的能有几个？

孔子没上过电视，他老先生坐着牛车四处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试图通过传播思想有益于社会，结果处处碰壁。自打孔老夫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论语》整理出来，我们假定每年新增读者两万人，再假定经过2500年的时空变换，按照5000万读者算，估计不比现在全民读于丹的人数多。于丹是会带着问题学习老夫子的语录，是会把语录结合哲理小故事娓娓道来。作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传播者，她非常清楚在大学讲台上应该怎样讲课，而面对公众该怎样讲座。在“国学”和广大受众之间，她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切入点。通过大众传媒的包装，孔子成了全民痴迷的文化偶像。

中华书局、百家讲坛强力推出《〈论语〉心得》，销售盛况“前不见古人”，后难有来者。接下来，《〈庄子〉心得》热度不减，又为另外一家出版社带来金灿灿的收益。

孔子是否生气，庄子是否着急，咱不知道。要按照这个路数推想，那个不老老实实把《红楼梦》写完还整得比密电码复杂一万倍的曹雪芹早就被逼疯了。

毕竟大家需要这样一种自身心灵的慰藉，需要这样一种社会人际的和谐，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寻情感的归宿，求解现实的困惑。原本被视为高深晦涩的传统文化当以一种亲和的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面目出现时，既高雅又平实，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这个时候，大约就需要出现这么一个人，需要这样一种“心灵鸡汤”，无论她是不是叫做于丹，无论她讲的是不是《论语》。

怀着种种心理跳出来给于丹挑错的人也渐渐多起来。管它“硬伤”还是“软伤”，与其具体挑错，到不如真正清醒地去认识国学。人家玩的是“六经注我”，您就别在哪儿掰饬“我注六经”的那套，闹得人家不带您玩。既然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就没理由用另外一套规则去横加指责，更不能以自家标准嘲笑人家这个游戏玩不好，进而去推断别的游戏也都玩不出“膝盖上挂暖壶”的水平。不是人家没把您老说的游戏玩好，而是人家根本玩的就是另外一个游戏。折腾半天，于己无益，于事无补。

“国学”热起来了，从众心理或许还会使之升温，也就有些人把国学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一切社会问题、个人问题都可以通过宣讲国学迎刃而解。可惜啊，国学固然博大精深，但它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不能解决所有人生的困惑。

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国故论争中曾经说过：“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慕国故。”虽然今天的“国学”不同于近90年前的“国粹”、“国故”，但还是忍不住让人再回首恍然如梦。新文化运动高扬的大旗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可是旗下的一些激进主义思潮却与“国学”势不两立。好在，新文化派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清醒意识到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仅要“盗火”——“输入学理”；还必须“理水”——“整理国故”。尝试着造就了自由体新诗的胡适先生提倡用科学的精神重新审视国学的价值，“整理”是要再造的，是要推陈出新的。而师者的素质，也就是说这传道授业解惑之人的头脑很重要，要知道如何正确看待国学，传授国学的精髓。而且，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接受国学，不能一叶障目。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在世俗的快乐和成功之外，还有灵魂的丰富与高贵。即使这真的是《论语》的真谛，也不是所有国学的真谛。

今天的国学热既是大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于国际上“汉学热”的被动反应。

必须清醒的是，西方社会对我们的关注绝不仅仅是被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开放的文化心理可以兼容并包，但并非顶礼膜拜。

我们确实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传统文化，甚至仅仅儒家文化，连同糟粕，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我们历来都是多元的文化，国学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儒家的经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能盲目地奉为经典。国学当然不应该被打倒、被砸烂，但也不宜过分夸大它的功用。毕竟不是意识形态为纲的时代，文化道德对社会最多起到的是协调作用。

焚身以火，尽情燃烧，太热了，就总担心它会化成灰烬。不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舒坦些。

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想“待浮华浪蕊都尽，伴君幽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