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战士身负重伤才有赏赐，而围绕皇帝身边的“三官”无功也享有丰赐，岂不寒了将士们报国杀敌之心，重文轻武由此可见一斑。

杨家将的故事从宋代开始流传，被写成小说系统地反映杨家三代抗辽的过程始于明代，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受到了人民的喜爱和景仰。而使杨家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功绩，则应归于各剧种的强力传播。

清代有关杨家将的戏曲剧目多达二百四十多出，仅就京剧、扬剧、豫剧而言杨家将的戏就有四十三种之多，其中“三关排宴”、“辕门斩子”、“寇准背靴”、“穆桂英挂帅”、“杨八姐游春”、“三岔口”、“挡马”、“杨门女将”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

“杨门女将”歌颂了以佘太君、穆桂英为代表的杨家妇女英雄的群体形象，剧情大概是说：仁宗时，西夏王文进犯，宗保阵亡，焦赞、孟良回京报丧，时值佘太君正在府上为宗保庆贺五十寿辰，闻讯悲愤。朝中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佘太君以百岁高龄毅然亲自挂帅，率领一门十二寡妇及曾孙文广出征，将士们英勇作战，一举击败西夏，班师回朝。这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阔胸怀和刚强之气观后感人肺腑。我为她们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境界的高尚情操而折服，也为杨家女将失去丈夫成为寡妇而悲哀。

杨门女将失去心爱的丈夫其罪魁祸首是宋代的兵制造成的。自唐安史之乱后，骄兵悍将演绎了一幕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兵联祸结的状况在中原大地持续了二百余年，《新唐书·兵志》说：“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五代末周世宗时，中原地区开始了由乱入治、由分裂逐渐走向统一。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帝位于恩人周世宗的孤儿寡妇之手。他既能以武将夺人天下，人家亦能效仿他以武将再夺之。要革除武将敢于取代皇帝的积习成了宋太祖苦心焦虑的中心问题。他深知不改革兵制、不剥夺武将们的震主之威，赵宋天下就不能长治久安。北宋初年的一系列改革中，兵制改革是头等大事，简单的说就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实现了“发兵之权”和“握兵之权”的分离，以防止发生兵变。

宋太宗执政期间拥有作战部队六十六万六千人，比太祖时增加了近一倍，但却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或败多胜少。究其原因在于宋代的掌兵制度贯彻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即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的原则，更不敢给将帅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赵宋王朝更害怕某一员大将独掌兵权，凡征战必分兵处之。如雍熙三年(986年)二次伐辽，兵分三路，并完全由居住在开封深宫的宋太宗决定三军的进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焉有不败之理。当时就有大臣提出兵败的原因是“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猜忌分兵的结果，使宋代部队处处被动挨打，一败涂地。

“杨门女将”一戏中有个王大人，他坚持议和，是符合赵宋王朝的历史事实的，他道出了赵宋统治者的心声。宋太宗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主张为历代赵宋皇帝所继承，因而议和换取苟安是赵宋王朝的传统国策，“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戌为害”。在“和戎为利”思想的指导下，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致使宋代军队战斗力大为损伤。

赏罚不公是宋代另一大弊端，庞籍说：“今宿师西鄙，力战重伤方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时享丰赐，故天下指目，谓之‘三官’。”前方战士身负重伤才有赏赐，而围绕皇帝身边的“三官”无功也享有丰赐，甚不寒了将士们报国杀敌之心，重文轻武由此可见一斑。

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宠信奸臣贪官，对那些醉心于良田豪宅、金帛美女的无能庸将一味地纵容姑息，对杨家将、岳家军这样能征善战的忠臣良将反倒猜忌和重点防范，最后大多死在昏君奸臣之手。这就是能干事而不能言事者的结局，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宋初的军事制度改革，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对于革除兵变、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秩序，以及繁荣发达的大宋文化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其弊是大大减弱了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才使得一门忠烈的杨家将最终成为宋代兵制的牺牲品，祖孙三代演绎了一场人间悲壮剧。惜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