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见闻任继愈先生又出版了一部新书：《老子绎读》。据说这是先生第四次翻译和阐释老子的《道德经》了。这些书，笔者都没有。倒是有先生73年版的《中国简明哲学史》一部，放在案头，时常翻读。

名人出书，如今名利丰收，故祝贺先生：恭喜发财。

然而，虽然发财，但要紧的是学问。先生新作《老子绎读》，是否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和崭新的思想，这才是笔者祝贺的关键所在。

据网络报导，从其所引先生的原话来看，《老子绎读》有几新：一是“《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它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二是“老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入世的，老子也讲‘治天下’”；三是“‘无为而治’的重点是不要扰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老子学说体现了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他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虽然不是正面冲突，但也是战斗，也还是要‘克’、要‘胜’，因此，老子思想不是绝对的‘退守’，也要进取”；五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比孔子更加丰富”，等等。

先生这些新思想确实可喜可贺。但是，笔者的祝贺存有“保留”。因为，以笔者的观点看来，先生在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基点上存在着漏洞，因此，要把握《老子》思想的真缔就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

从先生提到的“农民”二字中就显出了端倪。

在《老子》一书中，是看不到“农民”二字的。有的，如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等。故《老子》讲的是“百姓”、是“民”。

而在“百姓”、“民”与“农民”之间，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比如，“农民”就与“地主”相反相成，它们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在谈“农民”的时候，其语义便限定在了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萌芽于何时？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战国时期。可见，当先生提出“农民”二字时，就已经将老子的生存和活动时期放在了封建社会。何况，联系先生《中国简明哲学史》中认为老子“生卒时间不详”但《老子》，即《道德经》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认识，故在先生看来，老子大约就为“战国时期人”。

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先生在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基点上存在着漏洞，使之不能全面、准确的把握《老子》思想。

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如果基于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那么，怎么回答“武术”与“兵法”谁个在前谁个在后，和《孙子兵法》、《鬼谷子》等等是否有“理论”来源，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史实问题。

笔者2003年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首发于四川省社科院网站，后被收入《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2006年著文《“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首发于人民网理论，这些文章，得到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其别开生面，独僻蹊径，从中国“武学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其中，阐明了老子所创的“武术”、“武学”在前，而孙子、鬼谷子等等所创的“兵法”在后，而且，阐明了“兵法”是对“武术”、“武学”的继承和发展。

对此，先生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但是，笔者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是不得不让人深思的。

因此，笔者这里对“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提出置疑。

当今理论界公认：《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虽然如此，但是认为孙子却大约为春秋中晚期人。据此，故产生了这样的推论：老子与孙子最多同时期，而老子生于孙子之后。以此，老子的“武术”，来源于孙子的“兵法”。这显然是不合历史，不合逻辑的。

因为，简单的说，战国时期只能是产生“兵法”的时代。如果老子生活其间，却不关心，甚至无视“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战争，相反，而热衷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单打独斗，这种状况，岂不有悖常理？历史的看，从“长勺之战”开始，就拉开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的帷幕。所以，笔者认为，“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甚至“老子大约为春秋时期人”之说，都值得置疑和商榷。

第二、如果基于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那么，怎么回答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和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认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从‘神’到‘人’”的转化时间和标志，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史实问题。

笔者2004年著文《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首发于“老子文化网”，月点击率达20000次以上，之后，相继著文《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等等，这些文章，阐明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和理论，及其来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乃是老子在人类思想史上首开先河提出的伟大哲学命题，阐明了正是这“柔弱胜刚强”，使老子一开始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并在反对以“刚强胜柔弱”为统治思想基础的“霸道”、“暴政”之中，逻辑的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揭示出了“民本”和“民主”的思想。

对此，先生也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

但是，笔者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思想史中，第一个揭示和提出“民本”和“民主”思想的人，是谁？这就是老子。进而问：为什么老子会有“民本”和“民主”的思想？笔者回答：这与老子生活的历史时期有关。具体说，这与老子直接感悟西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有关。

因为这两大事件，使老子从中得到了“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实证”。同时，一方面，“国人”推翻了周厉王，即“天子”的统治。这就证明了在社会历史中“柔弱胜刚强”的“规律”同样适用。这当然如老子说，是有“条件”的。由此，产生了老子的“民心”，和“忘我”、“爱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共和行政”是靠了社会各方面形成的“约定”，故尔能够长达14年之久。由此，产生了老子的“契约”，和“以契彰德”、“以德治道”的思想。而正是“民心”和“契约”这两个根本，形成了老子“民本”和“民主”的思想。

基于此，笔者认为，老子生活的时期，当主要在周厉王时期，即“西周中晚期”。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从‘神’到‘人’”的转化时间和标志。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至今一团迷雾，避而不谈，实际是毫无所知的重大学术问题。

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时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并在相对安定，即“没有战争”的环境中，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武学”，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德治”，和“民本”、“民主”思想。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正是这种批判，动摇了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正是如此，笔者基于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和《老子》的“武学文化”内蕴，以此出发，从2004年起，先后著文《为“武学”文化正名》、《“老庄”之说失之偏颇》、《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老子及其“道德经”乃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等等，发表于网络、杂志，得到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故对先生《老子绎读》中的上述新思想，无疑的，笔者已经有之。然而，笔者有些思想，比如，“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是老子揭示的伟大“哲学命题”；“柔弱胜刚强”蕴含有深刻的“民本”、“民主”思想；统治与被统治者如何做到和谐共处思想，对此，笔者著文《论老子的“和谐”社会的思想》，首发于人民网理论，并被45家网站发表和转载，等等，这些，则是《老子绎读》所没有的新思想。

当然，对于笔者的新思想，可能先生会说：“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这种看法是十分正确的。笔者很有同感。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生就犯了类似的错误。比如，先生讲的“弱势群体”，讲的“农民”，这些就在《老子》一书中找不到。

在谈到“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的时候，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关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学术界争论了很久，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既主张过唯物说，也主张过唯心说，但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驳倒另一方。我现在认为，这样划分的方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是老子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后代的观点来套老子，既不可取，也讲不清楚”。

对于此说，笔者不能苟同。

笔者以为，如果把老子哲学视为“玄学”，则当然是讲不清楚的。

然而，老子哲学绝非“玄学”。因为《道德经》明明白白的向人们展现出了老子哲学的理论脉络：一是“道法自然”。讲“道”要符合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方如此，“道”才具有规律、法则的意义。并且，“道”，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在老子看来，“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都是“道”，其中，“刚强胜柔弱”是“一般”规律，而“柔弱胜刚强”则是“特殊”规律。以之，形成了“柔弱胜刚强”对“刚强胜柔弱”的批判；二是“阴阳辩证法”。讲“阴”与“阳”是相反相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讲“阴”与“阳”的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在老子看来，因“阴”与“阳”相反相成，故有“刚强胜柔弱”，就必然有“柔弱胜刚强”。同时，在老子看来，“柔弱胜刚强”是有“条件”的。而正是老子在对“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认识之中，提出和揭示了“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予以说明。也正是在引入“无极太极”观的时候，使得老子的哲学，与先秦“阴阳家”的思想划清了界线；也正是老子在对“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揭示之中，缔造出了“以暴制暴”、“以武制武”的“武术”，和缔造出了“‘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武学”，从而成为了“柔弱胜刚强”对“刚强胜柔弱”的锐利的批判的“物质”的“武器”；三是老子对“道”，和对“知识”的“认识论”，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对此，笔者于2005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博客中国、强国博客“老子与中国武学文化”中，等等，就发表了《摘去无端扣在老子头上的政治帽子》一文，对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故笔者以为，老子哲学有着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在其理论的造诣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写到这里，又要对先生道一声“对不起”。

因为，在笔者谈到的上述哲学的时候，显而易见，诸如，“一般”与“特殊”、“辩证法”、“规律”、“范畴”、“转化条件”、“认识论”，等等，这些，都是《老子》一书中所没有的。如果以此，就是“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的话，那么，在“先人”与“后人”之间，该作何沟通？该要不该要当今已达共识的一些哲学文明成果？应该怎样表述才不会将“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展示”并继承和发展首屈一指、光耀无比的中国“东方哲学”？

因此，不谈“哲学”，就根本不能了解老子“东方哲学”对世界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在面临今天有人谓“东方无哲学论”面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总而言之，对先生《老子绎读》的新思想，笔者是十分赞同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新思想并未触及老子“哲学”最深层次的东西，故这种新思想表现为“皮毛”，而缺少本质上的、根本上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笔者看到，今天人们对“老学”研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有成效，已经突破了视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的“没落、出世、保守、反动”的藩蓠，这实乃国家民族之幸事，笔者也深感“我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