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中乱翻手头“杂（杂乱堆放）书”，偶见钱宾四致高足余英时论学长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一节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颇足以易己一时之观听。

宾四先生讲到，“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由此，逐一论及章（太炎）、梁（任公）、陈（援庵）、王（静庵，应为静安）、陈（寅恪）、胡（适之）诸公文章之得失利弊所在。如讲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缺憾在“多用僻字古字”；讲任公，其于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长江大河，一气之下；讲援庵，文章朴直无华，语语在题，不矜才使气；静安之文，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唯病在“不尽不实”；论适之文，清朗且精劲有力，无芜词，只是多尖刻处。很有意思的是，对以上诸公均褒多于刺，惟对寅恪则下语严苛：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联系后文“……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云云，初疑宾四似因余氏文章多寅公味道，故有意刺多于褒，以示训导之意。但转念一想，此处明确说是就近人论学文字著论，即便余氏文章因学步寅公而染有后者文章之缺憾，也应明白点出寅公文章之优劣二端，何以十贬而一褒，有失公允若此。当然，宾四紧接在此段文字后，也提及寅公《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不过仍坚持认为，用寅公此种文字“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殊觉不适”。而且，若再联系前文对章梁诸公的评断，也多有显诸公之长而批点寅公之意。再仔细想来，宾四赞寅公惟一《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么，此下之意就是，寅公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论文”。

尽管宾四下文也注意提及，“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但是，若再看该书简后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就更不免让人感到，钱宾四或是无意间思绪不周以致前后论调不一，要么是在潜意识中即对寅公文章怀有不屑意。以钱宾四之学识，应该不会属于后者，否则，钱宾四自身之“学术眼光”自成问题。但若联系宾四一再强调文章须“可诵”一点来看，则又有此种可能。

宾四由传统文章学观点，突出“可诵”一节，原也属自然。这对今日不少学人专写别人看不懂、更谈不上“可诵”的文章，也的确有其深远意义。但以此论寅公文章，似未认识到“严正之学术论文”的写作特点。在现代学人中，寅公文章或可称之为最具有“论证”意识者。其西学背景虽未直接发为文章，但内底之方法却深受近代西学重论证解析特点的影响。

直至今日，西方不少学人批评国人“论文”无“论证”，而多以材料、事例代替，并非无的放矢。而寅公文章，看似材料满眼，但背后充斥的是极具现代色彩的逻辑论证意识。他著《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从佛经文本比对入手，看似考证莲花色尼出家之“七种咒誓恶报”何以误为“六种”，引证多种经论史料，一一论证致误之缘由，而此缘由背后则是佛教来华后教义的更迭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三国志》二传何以窜入佛教故事，既有推论，更有文本实证，论证佛教来华后对中土社会的快速而有力的冲击。《支敏度学说考》由排比支敏度事迹、著述入手，论证“心无义”之由来，由此，论证“心无义”传播与中古“格义”、“合本”二问题的关联，在论述支敏度其人在中古思想史之地位的同时，细致剖析中古思想之实际状况。此类论述不一而足，多是由一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而层层递进，转证一涉及文化传统之大论题。看似芜曼枝节，实有其清晰的内在逻辑。

昔人也曾论析寅公与德国兰克史学的关联（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亦多有不满其运用此类“长编考异法”并指斥其文章有芜累之病者（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仔细想来，寅公文章恐非那些垒迭材料和例证并以此替代“论证”的文章所可望背，而其细密的论证正可为今日著文者所当留意再三。因而，宾四不满寅恪之文章，未免受限旧日衡文标准，而未能欣赏“严正之学术论文”所应有之程式和风格。同以史家名世，宾四此论不免未达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