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讯）5月9日下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迎来了本月的第一场讲座，昨日到场的演讲者便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佛学研究的权威学者方立天教授。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深圳人带来了一场名为《中国佛教的文化内涵》的讲座。讲座仅仅围绕“佛教与中国”这一主题，从学习了解佛教的意义、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如何看待佛教三方面展开。在方教授看来，中国佛教文化有五层内涵：一是信仰，二是哲学，第三是伦理道德，第四是文学艺术，第五是风俗、民俗、习惯。其中，信仰是佛学的核心内涵。佛教的独特魅力以及方教授远播在外的声名吸引了众多市民到场聆听，讲座虽然安排在工作日举行，现场还是坐得满满当当。其中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方立天教授长期致力于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慧远及其佛学》、《中国哲学研究》等著作十多部。1961年，方立天先生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先秦到当代，古今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史籍汗牛充栋，难以全部究其原委。在一次教研室讨论研究重点分工的会议上，他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段长达700年历史的哲学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丰富内容，研究难度很大。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的孜孜以求，他由此成就为中国的佛学大家，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楼宇烈以这样一幅对联评价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他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我坚持真理。”“佛教的哲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后起的概念，但佛教的思维无疑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进入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结果。”“我们应该纠正过去那种把佛教简单地看成迷信的做法。”——方立天

在方立天先生讲座前夕，深圳商报记者就佛教文化及其现代化等问题昨日采访了这位已经头发花白却一脸和蔼的知名学者。

应该如何看待佛教

记者：您是学哲学的，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近半个世纪，但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深入。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呢？

方立天：1956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在北京大学，我曾经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界泰斗，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不渝，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极其之大，还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佛教研究成果又极其之少。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近现代学术界有过争论，我的看法同汤一介先生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佛教包含很多哲学内容，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哲学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我的目的是通过系统整理、研究佛教哲学，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涵。在上个世纪，胡适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但因为对佛学了解不深，没有办法完成《中国哲学史》下卷。哲学大师冯友兰讲解中国哲学史就把佛学中的重要概念“空”理解错了！

记者：您是老一辈的哲学家，在诸种思潮蜂起的今天，您仍然诚笃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实实在在地运用这一思想，长期以来认真地整理中国佛教的思想发展脉络。您信佛教吗？您怎么看佛教呢？

方立天：我并不信仰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我坚持真理。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我对宗教研究了40余载，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佛教的哲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后起的概念，但佛教的思维无疑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进入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结果。其初衷当然是为了挣脱和解决人类千百年为之不满、为之困惑的那种不自由的现实状况。从这个背景上看待佛教和它的思想观念，形而上的玄想也就成为了人类因为追求自由解放而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积极行动。这也正是宗教的以至于宗教情绪的文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根据所在。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记者：我们知道佛教源自外来文化，但千余年同中国的本土固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融合。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方立天：公元前六、五世纪，在东亚大陆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思想最早是由西域经商的商人带到国内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刚传到内地时是作为一种道术，人们通过拜佛祈福求子，其实佛教不是这样的。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有了学派，中国人开始翻译、传播外来佛教著作。隋唐以后，佛教进入创立宗派时期，与中国的儒道文化互相影响。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理想境界。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儒、道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后，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代，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此后，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脉络，三家（传统说法称为三教）共同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尤其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儒、道文化的局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记者：佛教本身中国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方立天：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一方面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教义理论、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一方面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佛教在历史上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为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禅宗的产生，是中国佛教两千年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它后来演变成了汉传佛教的主流，同印度佛教很不相同。它其实就诞生在广东省韶关市的南华禅寺。六祖惠能在南华寺创立了禅宗，他文化不高，读书不多，但由他的徒弟法海等人记录整理出的《坛经》，至今保存在南华禅寺，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佛经，而且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著作。惠能所构成的学术思想，既体现了禅宗教派的思想体系，又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明显不同而又自成一格，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影响。惠能创设的禅宗吸收了儒家的信善说，人人能成佛；也吸收了道家信奉自然的理念，非常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文化遗产包括佛教遗产

记者：佛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您认为现实意义在哪里？

方立天：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在21世纪甚至更远的将来会呈现如何的景象，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方面有什么样的贡献，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清理现有的家当，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这当中也包括了如何处理传统中的儒佛道三个文化成分的工作，怎样看待中国佛教在过去两千年中间的思想创造与宝贵结晶，只有通过认真踏实的一点一滴推进的研究，才能恰如其分地总结传统的也包括佛教的遗产，才能深刻理解和继承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遗留下来的丰富而优秀的遗产，继承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以更好地促使佛教与时俱进，焕发青春活力；才能进一步丰富人间佛教的思想，促使佛教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作出积极奉献。针对20世纪晚期出现的道德滑坡，我肯定佛教伦理中的普遍性因素对当代中国及全球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重德、自强、宽容、爱国等4个方面，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

记者：作为市民文化大讲堂本月国学系列第一讲，您怎么看国学热？

方立天：根据著名学者张岱年的界定，国学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是一个国家有系统的学问。中国的国学基本相等于一国的传统文化。近代章太炎最早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当时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探讨的是国学与西学的关系，要解决的是同国家命运的发展有何关系。我们研究国学，必须弘扬优秀的东西，也要抛弃国学糟粕，比如忽视个性、缺乏逻辑，含有狭隘的宗法思想与等级观念等。价值观是中国国学的根本思想，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中国国学重视心性修养，典型体现了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目前落在我们肩上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构建当代的中华人文精神，它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