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北京方言的事件络绎不绝。先是有人吵着要搞北京方言申遗。随后王朔又不失时机地用“新北京方言”的术语推介自己的新书。在纪念话剧百年的系列活动中，人艺排演新版《骆驼祥子》也以正宗“北京方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点。

多年来有关通用语和方言的争论也从未停息：有人强调，普通话作为汉语通用语过分强势，挤压了传统方言的生存空间；另一些人则认为，过于强调方言的地域特色，不利于不同方言区居民的交流，乃至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方言是一种过程。它本身就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当方言与其他方言，方言与通用语，甚至与网络用语相碰撞，“新方言”已经在路上。

以色列神话用“通天塔”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形成。其实方言也是导致语言分歧的重要因素。

概述：方言形成牵动一部移民史

1．汉语方言有八个方言区

以色列神话用“通天塔”的故事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形成：当神的恐惧与人类的努力发生冲突时，神决定让地球上的众生讲各种语言。事实上，多民族的共存，令世界上的语言也变得丰富多彩。而方言也是导致不同语言出现的原因之一。

通常，语言学家根据汉语各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其划分为八个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官话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闽南方言区、闽北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湘方言区。其中，闽南方言、闽北方言有时被合并为闽方言区，而北方方言区中的晋方言，有时也被单独列出。

2．西北一致，东南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郑张尚芳祖籍温州。他也一直从事温州方言的研究。在他的解读中，中国汉语方言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黑龙江到云南，可以画出一条大约3200千米长的直线。这条线以南以东，存在众多方言。但在直线以东以西，基本属于“官话区”，使用北方话。“官话是普通话的底子，而3200千米的长度放到欧洲都已经跨越了很多讲不同语言的国家，但在我国却保持了语言的一致。”

东南角的众多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呢？郑张尚芳解释说，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本身的变化速度有不同。在汉代的时候，沿海地区语言变化要快一些，中原则慢一些。其次是东南沿海一带民族众多。各民族互相接触、移民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相互影响形成不同的方言。移民时间的不同、接触民族的不同，都导致方言的差异。郑张尚芳指出东南一代古代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东夷就是傣族、侗族的方言，南蛮是苗族、瑶族。这些地区以前都不讲汉语，然而中原人由北方迁移到南方。受此影响，他们逐步改说汉语。”

3．人口迁徙促进语言交流

人口不断往东南迁徙，使得北方中原汉语和南方语言分别演化，改变了中国的语言分布格局。追溯历史，由北族南下引起的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的情况，肇始于公元4世纪。中原居民首先南迁江淮，进而进入长江三大湖流域，或再沿东南沿海和赣湘远徙岭南闽粤桂。而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促使当地土著的语言汉语化而融入汉人，“他们学习汉语，采取简便的原则，各个民族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郑张尚芳指出由于移民带来的“交流”在历史上还不止一次，有的移民活动发生在汉代，有些是在晋代，有些是在宋代。这更导致了方言的复杂化。

移民有时会造成一些有趣的方言现象。比如杭州虽然地处吴方言区内，但其方言词汇、发音等却与周围地区的方言略有不同，而出现一些北方方言的特征。原因是宋人南渡，将杭州作为都城，并将原都城开封的方言带了过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方言岛”。至今杭州话里的一小部还保留着开封话的遗迹。想知道古代官话怎么样，只要看看杭州话与周边吴语地区有哪些不同就行了。

由此有学者便提出汉语方言的划分，必须追溯到文化渊源为内涵的人文历史地理语言学概念，必须以汉人移民的周边化轨迹和互动语言的汉语化程度为基本依据。一部汉语方言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国移民交流传播的历史。

■永恒变迁：新北京人造就新北京话

俞平伯曾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林语堂也曾赞美过北京话有着“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不过，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北京话只是其中平凡的一支。只是，由于数百年来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使北京方言获得了一些特殊的地位。目前汉语通用语，就以北京语言作为标准音。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彭宗平看来，如果说有所谓的“新北京方言”，那这一新方言针对的也是“新北京人”。这些新北京人可能并非北京土著，但却在北京的大院环境中长大。他们自小接触的就是普通话，而非北京方言。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又不断接触东北方言、河北方言，结合近二三十年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流行语，形成了新北京方言。

新北京方言里也许还留有一些其他方言带来的痕迹。比如现在北京人常说“耍大牌”，这个词就是从广东一带传来的。由于广东经济的发达，粤语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方言。它传到北京后，北京人又将其改良，带上自己的地方特色，变成了儿化词“耍大牌儿”。彭宗平指出这样的例子便是新北京方言的一个缩影。

“当然，这个新北京方言形成的过程是渐变的。”郑张尚芳也表示，如果说我们真的处于新北京方言形成期间，那么这个阶段也是个比较长的时期，并且很难以一个时间点来区分新旧阵营。

北京话与其他方言一样，受到移民交流的影响，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最初，北京方言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到了明朝初年，明政府从山西、山东甚至江浙一带抽调大量移民进入北京。因此，这一时期的北京方言受到中原方言以及长江流域诸方言的影响。这是北京方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由此留下的一些痕迹甚至保留至今。例如，“宁可”一词，北京方言有时说作为“lengke”。声母“n”和“l”混用，这就是皖南方言的遗迹。

在清王朝统治之下，北京方言又受了满族语言，特别是旗人语言的影响。融合了满族语言之后的北京方言，与元代大都的方言已完全不同。郑张尚芳还指出公众认识上的一个错误：人们通常将北京话视为典型的北方方言。可事实上所谓北方方言，是以山西方言为基础的。而北京话与东北方言较接近，属于“东部官话”。

■相对静止：北京方言的“儿化生存”

有些人将一些保留中古汉语因素较多的方言，比如粤方言，说成是“方言活化石”。但郑张尚芳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方言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活化石”这样的说法，只是相对而言罢了。

郑张尚芳指出，每个地区的方言都保留着古音部分，同时也有现代音部分。任何一种方言都有转变，没有哪个地方音是和古音完全一样的。比如粤语，收尾有入声收尾，“入声是古音里有的。”而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中，浊音声母比较古老，是浊声母的古化石。福建话“竹”声母读d、“飞”声母读b，“芳”声母读p，都属于古音。可保留古音不等于方言不发生变化，只不过有些变化快些，有些则慢些。这种速度的差异甚至表现在一个城市里。郑张尚芳说，目前的温州方言就有老派和新派之分，两者相差一套声母。

相对来说，北京话的变数要少一些。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彭宗平看来，与北方方言的其他类型一样，北京方言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语言结构简单，内部分歧小。

他将“儿化现象”视为北京方言中最不易变化的特征之一。“北京儿化音自身的调节与变异，正是其生存手段之一。”彭宗平指出儿化音调节和变异，表现为随社会交际需求及语体功能的变动，北京话儿化词群体出现旧形式的消失和新形式的显现。

■群体原因：社会方言带来新变数

先看《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再看盖里奇的《偷抢拐骗》——你当然会发现后者的语言比前者的“硬”很多。这是美英不同方言造成的吗？不，这不是地域性方言，这是社会性方言：时尚人士的方言与地下社会的方言。

所谓社会性方言，指的是不同年龄、性别、身份、职业、阶层的人，会因为其社会属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就曾经做过一个很著名的社会调查，他发现在美国社会中，不同职业、种族的人，对r音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一旦遭遇社会方言，新北京方言的变数就变得更为复杂了。郑张尚芳指出社会方言牵涉到词汇上的差别，但在声母韵母上没有差别。而这种词汇的差别，最多的还是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以不同年龄人群中出现的社会性方言差异为例，郑张尚芳指出，目前在温州，当地方言就有老派、新派之分，前者多流行于老人中，而后者则主要是青年在使用。比如“苏”、“酸”与“孙”这三个字，在新派温州方言中的读音是一样的，但在老派温州方言中这三个字却分属三个不同的韵母。同样，“赛”和“细”这两个字，新派温州话中读音相同，但在老人们嘴里，依然可以清晰地区别开。“这种不同群体之间形成的方言遵循的是‘省力原则’，将相近的音合并了。”

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方言，彭宗平观察北京方言中“儿化音”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场合，面临不同的交际目的及对象，儿化词的出现频率是不同的。他曾经对北京地区的七档主要电视新闻节目进行过调查统计，调查的对象，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北京台的《本周》。结果发现，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形式，为主持人提供了不同的语境，语境的差异使主持人使用儿化词的频率产生了影响。“这充分说明不同语境背景也是影响儿化词出现与否、出现频数高低的重要因素。”他举例说，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节目，平民化气息强烈，以北京百姓的身边小事为主要内容，由此用语通俗平易，口语特征突出，儿化词出现频率非常高。他甚至发现一些已经退出日常会话的儿话词，也会偶尔出现在这档节目当中。

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于社会阶层不同，使用不同儿化音的社会方言现象正在逐步减少。彭宗平指出，以往不同阶层流行各自可接受的那一部分儿化词，由此便出现尽管是同一时代，但因说话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所以使用不同的儿化词，同时并不完全认同其他阶层人对儿话词的处理的现象。现在这种阶层分布已彻底打破，儿化音在社会使用阶层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

■北京方言选录

转肠子：伤脑筋

拔怆：代出气，代争回颜面。

锛得儿木：啄木鸟

表情：表功以讨欢心

宾：（礼节）约束

饼子：性情执拗的人，或者胡乱挥霍，花冤枉钱的人。

不鲇鱼：谐音“不言语”，即默不作声。

菜包子：懦弱无能的人。

成龙：变得狂妄。

沉屁股大爷：惯于久坐的访客。

二六屁：胡说八道的话。

八根柴：稀疏的头发；一种八根签的折扇。

白老头儿：柳絮。

拌蒜：脚步踉跄；举止失措。

宝魔：活宝，现世的人。

拔尊：地位超众，享受特殊。

背蛤蜊：走坏运。

笨：不黏的（谷物）。

变狗：（小孩）生病。

拨剌贺：有权势的人。

菜虎子：贪吃菜肴的人。

草鸡：畏缩。

蹭桃毛儿：占小便宜，揩油。

唱鼻涕歌儿：放声大哭。

镲儿话：带诙谐意味的话。

车喝：没有分寸地说玩笑话；煽动。

眵目糊：眼屎。

匙子：小孩的拳头。

充大瓣儿蒜：硬充能干。

抽抽：退步，能力减退。

串房沿儿：租房子住。

雏巴虎儿：初入社会的青年。

杵大蟒：冒犯权势。

磁气：路子广，吃得开。

达达：头目。

打灯笼儿：只穿外衣不穿内衣。

大公母儿：大致的情形。

捣杂技：窃窃私语。

大头蚊子：上当的人，冤大头。也叫大头鱼。

打油飞：到处闲逛，各处乱走。

颠鸭子：跑离。

点眼：故意做引人注目的事。

独害：孤僻。

堆萎：（因为害怕）而瘫软。

耳乎：理会；仿佛。

放秃尾巴鹰：放账收不回。

翻蛮：说令人听不懂的语言或方言。

疯了象：肆无忌惮，大胆胡为。

佛爷桌子：哎呀，天哪。

嘎巴溜丢脆：干干脆脆，爽爽快快。

铬硬：烦躁，使厌恶。

公东儿：参与者都出钱的会餐。

够句子：得体，说得过去。

故故由儿：花招，花样。

海里奔：新奇事物。

汉奸：陀螺。

花脖子：半内行的人。

画灰儿：犹豫不决；怀疑。

鸡屎派：无原则、和稀泥的人。

摘自《北京方言词典》（陈刚编，1985年9月商务印书出版社出版）。

延伸：“斑竹”、“美眉”也是方言

或许你从不知道有“社会性方言”这回事，但你依然可能经常与一种常见的社会性方言打交道——因为你上网。“网络语言也可以划归为一种社会方言，”郑张尚芳和彭宗平都强调了网络语言的这一方言身份。

确定某种社会方言的身份，首要条件便是该种语言有一个稳定的使用群体。随着网络用户的不断增加，网络语言的使用群体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网络方言”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方言，被大部分网络使用者接受。它产生在自由网络空间内，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可能逐渐从网络世界向现实世界渗透。

彭宗平指出通过网络方言，我们可以抓住新兴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特色等话题。因为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站点来交流，所以，网络语言有明显的语言混合现象。网络方言中，不仅英汉词汇混合，而且汉字、字母、数字、标点组合与创新也颇为普遍。“比如用数字‘88’来代替‘再见’，这都体现了网络语言的简便原则。”除此以外，网络方言还体现了符号化、数字化的特色，类似用符号等进行自由粘贴和插入，使得网络方言更形象、生动且富于变化，而社会方言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网络方言还有一个随意性的特点。这对现有汉语的规范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受到中文输入法的影响，网络方言中的谐音字词和错别字，例如“斑竹”、“菌男”、“霉女”等等。有些人在使用网络语言时甚至故意将一些字输错，比如用“奶里”代“哪里”，把“小朋友”说成“小盆友”。

这些词汇有时会被好奇的孩子们引入现实世界，导致了一些成人的反感。不过，这种“错讹”在地域性方言的演变中也存在。比如“垃圾”，最初是南方的方言，读若“了涩”。这个词流传到北方以后，被人们“读半边”，成了别字，发音也就以讹传讹地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郑张教授指出，错误读法最后变成主流发音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也没有必要对网络语言中的“错讹”太过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