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在全国广泛兴起，从不少学校开设经典古文颂读课程到“孟母堂”等“私塾”形式的教育机构出现；从书市上充斥大量古文书籍到主流媒体开辟“讲坛”讲解历史典故；从博士号召抵制西方节日到学者建议北京奥运会穿汉服……花样日益翻新，内涵却越来越荒诞不经。直到近期，又有“国学大师”把西子列入先秦诸子，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屈子并论，其理由甚是堂皇：社会文明进步的功劳簿子上，应该有女性的一席之地。（《扬子晚报》2007年4月29日）

其实，“国学”这个概念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五四”时期曾经有一位叫钱玄同的人呼吁废除汉字，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那时候开始，“国学”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焦点议题。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国学”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但究竟什么是“国学”，怕是那些被誉为“大师”的人都没有搞清楚。

以我之见，中国的“国学”应该是汉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互相碰撞与交融积淀而成，是那些可以通过典籍传播的文化的精髓，其名称的由来不用说也是以“西学”为参照的。“国学”不过是对以儒、释、道、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统称，将之定为一门学科，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发扬光大，为更好地繁荣优秀的中华文化、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换句话说，弘扬“国学”无非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根基，不让民族文化在外来的文化的冲击下而失去应有的地位。这样的动机当然是良好的，但任何历史所传承的文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即便通过强硬的手段干预来振兴国学，是否能够达到文化复兴的目的也值得商榷。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来独特，往往越是缺少什么就越是提倡什么，就像保护野生动物，被说成是“国宝”的，恰恰是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至于那种把“团结”挂在嘴边的斗争哲学就不要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今天有很多人呼吁捍卫传统节日，原因无非是传统节日已经被人遗忘和淡化。由此而论，“国学热”也无非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表明了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支流。

先不说是什么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走向了让人“捍卫”的境地，谁都知道现在“文化”的概念很混乱，但混乱的原因并不是“文化”本身定义的复杂。像钱玄同那样要求废除汉字的人固然荒谬，而更荒谬的是那些以捍卫“国学”为名，实则作践“国学”的人。比如，把西施纳入“先秦诸子”中，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我不知道西施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宝贵思想，弘扬了什么优秀文化，难道那种由人摆布、乐于充当牺牲品的轻贱和愚昧也可以作为文化经典而流传吗？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再被告谕，人们也深信不已：只有像西施那样自轻自贱，才可能保全自己，过上太平日子。孔子讲“克己复礼”，“礼”是什么？荀子在《儒效篇》中阐释的透彻：“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人知道当顺民的规矩。老子更是言简意赅：“曲则全，枉则直。”想必钱玄同先生是过于矫枉了，他没有像某些“国学大师”那样趋炎附势，才招致了许多骂名。在我看来，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探讨即便是离经叛道，比那些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实际上却是自轻自贱的人磊落得多。至少这样的否定是站在了明处，足以令人警醒；而真正作践“国学”的“大师”们却是在欺世盗名，由此衍生出来“恶搞”、“戏说”，不管多么荒唐，都戴着一幅正人君子的面具，这比颠覆历史更为可怕。

先哲之所以被人尊崇，是因为他们的那些话并非苍白的说教，也不是空泛的恫吓，而是用血泪写出的现实。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述了石奋教子的故事，他的4个儿子“皆以训行孝谨，官至二千担”。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一次发现皇上批复的奏折上，把“马”字少写了一笔，立刻惶恐至极，大叫：“上谴，死矣！”少子石庆为太仆，皇上出巡，问：“车中几马？”石庆一一数完后回答：“六马。”蠢若木鸡状跃然而出，引人发笑。就是这样的人，后来却升为丞相，享得高官厚禄终老。

类似上述事例，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可以信手拈来并不胜枚举。用如此典籍当教育范本，怎能不继续扭曲国人的人格？如果把这样的典籍当“国学”弘扬，得以强化的无疑是猥贱的社会心态。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国学”因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消失，毕竟那是中华民族组成的重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国学”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标志，如果对人类文明有相宜的促进作用，自然会得以传承。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奴隶意识会不会借此死灰复燃。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儒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严厉批判，被应运而生的“国学”所代替，但直到今天那种卑顺自抑的思维也没有从人们的大脑中彻底清除，这种“软暴力”仍然统治者人们的思想，很多人还在以“出头的椽子先烂”为训诫，宁可丧失自己做人的尊严，也不肯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在追求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意识一天不根除，就必将成为我们民族走向文明的障碍。

诚然，“文革”时期那种砸烂一切传统文化的野蛮行径不可取，但是无视现代化发展，一味沉溺于古文明辉煌中也是固步自封，两者的区别不过是一个短痛一个长痛。面对日益狭窄的空间，人类各种文化正在迅速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事关何种文化的生存与毁灭，时代都会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衷心期望中华民族的文化能生生不息并为世界文明继续做出贡献，但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却越来越鲜明地昭示我们：只有善于反思善于进取，才能使现代中国成为优秀文化的载体。否则，即便把所有的古人纳入先贤行列也不能使“国学”发扬光大，更不会对中国的崛起和进步有丝毫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