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她对受众的心灵影响是积极的。

在最近的图书市场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可在有一些人眼里，则是最刺眼的明星。一个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畅销图书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创下销售数百万册的奇迹，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批评的声音相当尖锐，斥为学者的堕落，斥为国学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认为，不必这样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态放平一些。

在我看来，所谓于丹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对其中的得失，需做具体分析。

无论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心得》，其热销是靠了央视强势媒体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和两位在节目中的走红，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走红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4本书，但销量都有限。他原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计他自己也承认，以前好些文章的水准在《品三国》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电视讲本《品三国》，才带动前4本书也比较畅销起来。一位文笔很好的作者，必须先在电视上展示口才，然后才在出版上获得成功，可见电视的威力多么显著地伸展到了书籍出版领域。

我基本不看电视，因此，直到媒体报道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几十万册，我才第一次知道于丹这个名字。当时的感觉是，中华书局疯了。甚至是，中华书局穷疯了。事实证明我的商业眼光远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华书局。于、易两位作品的热销是一次检阅，证明了电视机前他们的热心观众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

我对电视导致的泛娱乐化趋势深感忧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些电视人与学者联手制作文化含量较高的节目，这种努力值得肯定。有些论者担心，于、易的走红会使学界人心浮动，都想上电视，走这条快速名利双收的捷径，不好好做学问，导致学界的堕落。依我看，这种担心未免可笑。当今学界确有严重的堕落现象，但不在于上电视，而在于腐败，那些热衷于在体制内攫取权钱的所谓学者何尝是在好好做学问。

同时，我相信，学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热爱智性生活的真学者，他们的定力岂是这小小的诱惑动摇得了的。

当然，一定会有人怦然心动，跃跃欲试，那就让他们去试好了，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在这个传媒时代，知识界发生分流，一小部分干传播比做学问更在行的人去干传播，这很正常。不过，请不要抱着中大彩的动机去干，须知公众的热度从来不会持久，所以媒体必须经常更换其发行的“彩票”品种，如同“超女”一样，电视讲本的热销也注定是短暂的。

出于好奇，我看了于丹两本《心得》的部分章节，觉得她大受普通观众欢迎并非偶然。她的专业是传播学，她的确深谙传播的诀窍，她的种种心得首先是建立在传播学心得的基础上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花香满径》这样的励志书，奥修这样的心理导师，其间有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共同模式，即通俗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运用起这种模式来真个得心应手。从内容看，她有极明确的定位，针对当今急功近利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普遍的内心焦虑、空虚，她紧紧抓住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这个中心论点，无论讲《论语》还是《庄子》，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落脚于这个中心论点。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压力，能够有的放矢，充分发挥了缓解压力和疏导心灵的效果。

对于丹的批评，集中在她的解读方式上，指责其过于通俗、牵强甚至颇多硬伤，会导致国学传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

那么，她的讲述会不会使受众对原著产生误解呢？如果这些热心受众不读原著（很可能如此），当然会的，他们会以为《论语》、《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凡是只凭道听途说去了解大师思想的人，误解是必然的。不过，只要他们从于丹那里接受的心灵影响是积极的，产生这一点误解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无害，更害不到他们并无兴趣的国学头上。

最后要问：于丹对受众们的心灵影响是积极的吗？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当今这个重功利、轻精神的社会，我们需要提醒心灵生活的有效声音，而从反应的热烈看，应该说于丹的提醒十分有效。我的一点保留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下得太轻率。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或曰人生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是有特殊而深刻的内涵的。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本身，至多是世界观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决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有可能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经典降低为心灵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