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有功能的。这个功能就是文化要“化”。

文化要“化”，“化”有所向。这个“向”不仅是指靠“文”去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鉴赏水平，更重要的，是靠“文”去凝聚人心、汇聚意志、增聚精神。而且这种靠，不是靠灌、靠填、靠压，而是靠“化”：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似春风，“著物物不知”，“不知细叶谁裁出”。一句话，这种“化”，是靠“文”潜移默化，用“文”转移人心，依“文”改变风俗，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或改变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自觉地远离虚荣浮躁、脱离低级趣味，向着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方向迈进、挺进与奋进。

文化要“化”，“化”需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要“和”。《礼记·乐记》讲得精辟、透彻：“和，故百物皆化。”这种“百物皆化”之“化”，“犹生也”，是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使百卉含英、百草滋荣、百花斗芳、百化勃兴。很明显，使“百物皆化”之“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绝对同一，死气沉沉，而是和而不同，对立统一，和实生物，生机勃勃。这种“百物皆化”之“化”，是“化不可代，时不可违”，不仅具有自然的功能，而且属于生命的法则，为“天地为炉兮”之造化，非人为修剪之的园化。

文化要“化”，“化”要有文。这个“文”，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传统，离不开经典，更离不开现实。顾炎武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须有益于天下”。为什么？“文可以变风俗”也。所以，顾老先生特别告诫说，文章千古事，下笔须谨慎，要“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要“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也就是说，不能把为文仅仅看作是个人一己情绪的表露、一己心灵的披露，把个人的情绪作为社会的晴雨表，把个人的呻吟作为时代的惊雷声，孤芳自赏，孤影自恋，而应积极投身到社会洪流中去，深刻地洞察它，积极地反映它，使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务使有补于世，而非不为世用，为文而文。毕竟，酌古以喻今，都是文以载道、济世以用的。只不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罢了。

文化要“化”，“化”要自觉。我国历史上就有“以文成天下”、“以风察兴亡”的说法。故而，我们必须要把文化发展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样看重，把企业文化同企业战略一样看重，强化忧患意识，增加使命感，使“文”“化”人人变高，并逐渐成为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完整的人”、一个个全面发展、素质出众的“真正的人”、一个个能“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