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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神话的背后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05-04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在中国戏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折子戏,不少剧本都不约而同地以它命名。其实,戏曲中“琴挑”一词最早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这位文学家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不过,此司马可是非彼司马,二者绝对不能够同日而语。他一生名利双收,可谓命运的宠儿。那么,这位司马先生又是谁?他的“琴挑”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位与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的文学家就是武帝朝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据说孩子取个贱名容易成活。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自己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家境富有,因此,凭着家庭的富有而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认为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一定资产可以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谈得来。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中写下的“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缪为恭敬”,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县长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是临邛两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长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作为民企老总,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长先来到卓总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文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长卿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长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长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免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憾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之人(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长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长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这出戏引得王孙总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长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长一再相邀,最后,拗不过去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长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弹琴。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司马相如弹这两支曲子,到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总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长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大家特别注意司马迁“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句话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有意装出来为王县长抚琴一曲,但是,实际上此曲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啊!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长王吉的邀请来临邛之时,跟随他来的车马非常多,来到之后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听闻,只是无缘相会。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十二万分仰慕,还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接表白。“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直晕。卓文君于是决心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跑到司马相如下榻的宾馆。司马相如一见卓文君到来,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当夜带她立即离开临邛,回到成都自己家中。司马相如情场得意,是因为他的浪漫。他不惧两家经济地位的巨大悬殊,不畏担当恶名;经心谋划,该出手时就出手,终于抱得文君归。

     

    到了司马相如在成都的家中,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的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司马相如此时指着这间只有四面墙的小屋,对卓文君说:这就是我们爱的小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前此的“以赀为郎”,后面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我们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回成都了。气得他嗷嗷直叫,但是,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的卓王孙,自然有自己的杀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也不给!有人劝卓王孙,文君是自家亲骨肉,何必苦苦呢?但是,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分钱不投!

     

    两个“恋爱大过天”的年轻人度过蜜月之后,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非学有效啊!第一个受不了的是卓文君!卓文君自幼长于豪门,富日了过惯了,哪能过得惯穷日子?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随便借点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了,何苦天天在这儿受穷呢?

     

    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自己的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文君当卢),自己穿戴上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富有戏剧色彩: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非常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穿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酒,夫妻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这一生过得都是富贵日子,现在落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于是商定到临邛(原文“成都”,当误)开酒吧,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总丢人(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到成都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我们看《史记》《汉书》《西京杂记》的记载,都说是卓文君率先提出要回临邛,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开酒吧。

     

    卓王孙的富有不是一般的富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专门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徒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都国家级的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所以,卓王孙应当是当年上了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身穿大围裙,和佣人一样打杂干活,实在是太让卓总丢人了,卓王孙因此大门都不敢出(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卓王孙之所以不敢出门,原因大概有如下三点:

     

    一是自己引狼入室。

     

    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拐走自己的女儿,是因为自己让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长做的婚托儿,一位民营企业家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二是卓文君不顾礼仪。

     

    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私奔司马相如,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三是丢人丢到家门口。

     

    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吧如果开在成都,至少舆论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吧开到临邛,生意做到自己的家门口,在临邛这么个小县城里,自己是国中首富,这不是丢人现眼吗?

     

    此时的卓王孙是又羞又气,还无处发泄,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所为。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于是纷纷从中斡旋:卓总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现在已经成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司马相如又是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完全可以依靠。再说他还是王县长的贵客,你又何必如此制裁他呢?

     

    卓王孙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并给了她一大批出嫁的衣物。

     

    有了这一百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吧,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成为成都的大富翁。

     

    自此,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一个美丽的典型。

     

    但是,据我看来,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司马相如为什么想不到与卓文君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的计划呢?

     

    司马相如是在无法维持生计的落魄之时应密友王吉之邀来到临邛的。他来临邛之前也许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到了临邛之后,特别是在与密友王吉密谈之后,司马相如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司马迁没有将其挑明,而是暗中点出。

     

    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司马相如这个阴谋揭示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特别是偏爱他的文章。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才全文引用了司马迁的那么多大赋和文章,这在司马迁整个创作的《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唯的一一个例外。既然司马迁如此偏爱司马相如,司马迁就不能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一段不大光彩的婚史,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代良史,他又不能违背他作为一代史学家的道德底线,他还必须将他最喜爱的这位大作家的这件事揭示出来。因此,司马迁只能用曲笔来写,你看看《史记·司马相如传》中“临邛令缪为恭敬”这七个字的中的一个“缪”字,再看看“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的“缪”字,这个阴谋就昭然若揭了。

     

    所以,司马相如到临邛之后,大肆摆谱,制造声势,实际上文人与县长联手,钓卓王孙上钩。虽然最后一钩钓出了两位老总:卓王孙与程郑。但是,司马相如锁定的目标非常明确——卓王孙。

     

    如果司马相如能够制订出一个如此周密的“钓鱼”计划,让商场上精明老到的卓王孙上当受骗,至少说明司马相如确有老谋深算的一面;一个如此老谋深算的司马相如,岂能想不到主动提出来回临邛,开酒吧,让卓王孙丢人现眼,逼他出血,狠宰一把呢?肯定不可能。

     

    但是,司马相如为什么不主动说回临邛呢?

     

    一是丢人啊,一个男人要靠女人吃饭,在中国古代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肯定让人轻视,即使在今天,恐怕也让人觉得这种“爱情”得加一个引号;

     

    二是万一卓文君拒绝了怎么办?如果卓文君非常有志气,宁肯受穷,决不开口向老爸要钱;这件事此后就再难提起。

     

    三是如果司马相如提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狠宰卓王孙一把,可能会让卓文君想到你当初上演“琴挑”这出戏之时是否已经有了这个计划。这将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司马相如究竟爱的是我卓文君,还是爱我老爸的钱?你是为我而琴挑,还是为了宰我老爸而琴挑?

     

    因此,司马相如自己绝对不能说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这个计划;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苦熬!熬到卓文君自己受不了,卓文君主动提出来,自己再来个顺水推舟;

     

    果然,在咬着牙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受不了穷困的卓文君终于主动提出来回临邛的主张。我想:司马相如此时一定是内心一阵狂喜啊——苦日了到头了!如果我们将此事向前再推一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它关乎到我们对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评价。

     

    首先要谈的是卓文君美不美?

     

    为什么要谈文的美丑呢?如果卓文君是一位丑女,那么,一切都明明白白了:司马相如琴挑一位全国首富的卓总的丑女,目的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为国色天香。只有《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如果《西京杂记》的这个记载可信,那么,卓文君一定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十七而寡。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了与王县长密谋琴挑文君一事。而且,司马相如有糖尿病,由于喜爱卓文君,不加克制,导致自己病情加重,最后死在糖尿病上。那么,为赢得爱人而耍点小计谋,怎么看都是情有可原的吧。

     

    当然,卓文君非常漂亮,只能说明琴挑文君的目的之一是抱得美人归;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意在劫色之后还有其他目的;如果先劫色后劫财,比起只劫财而言是人财两得的双丰收啊,当然,就人品而言,也更为人不耻。

     

    第三,司马相如回临邛是否为了劫卓总的财呢?

     

    《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言之,但是,《西京杂记》写了非常值得玩味的四个字“以耻王孙”。如果我们相信《西京杂记》记载属实,就得承认司马相如在临邛开酒吧是为了宰卓总。此为其一

     

    其二,酒吧开在哪儿不行啊?非开在临邛,你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卓总丢人呗!让卓总丢人干什么?目的还不是为了卓总的钱嘛。

     

    其三,《史记》、《汉书》都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吧,带着太太回成都了

     

    根据以上三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吧,目的就是为了宰卓总。

     

    第四,司马相如宰卓总的计划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

     

    我们先看看下面五个问题我们能否承认:

     

    1)司马相如深知卓总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深信自己可以用一个周密的计谋琴挑文君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这个“家徒四壁”的家根本不可能养得住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血;

     

    5)司马相如深信卓总受不了丢人一定会极不情愿地出血;

     

    如果上述五个问题我们都承认,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

     

    我非常希望“琴挑文君”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爱美丽,但我更爱真实;史实让人相信,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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