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显而易见，诗的教育在孔门具有极高的地位。那么，诗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五四以来，曾有不少人认为孔子此句话是专就臣子献诗歌批评君主这一古代典制而说，是要求臣子献诗批评君主时态度应谦卑和缓，因而他们进一步指责：这种诗教其实就是奴道，是中国人奴性之所由来。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公允的。就孔子这句话来说，哪里看得出是专为献诗诽政而发呢？温柔敦厚，乃是诗歌对一般民性的教导。也正是在这种诗教下，我们中国人素以做人温良为善。

民国初，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文曾用“温良”来概括中国人给洋人的印象。但他也强调：“我所谓的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和软弱的服从。正如前不久麦嘉温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在真正的中国式的人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老成持重的神态。”辜鸿铭将温良视作一种温和平静而又老成持重的神态，这是对的。《韩诗外传》卷九载：

传曰：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座。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子张曰：“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徐言誾誾，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道有归矣。小人之论也，专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喷喷，口沸目赤，一幸得胜，疾笑嗌嗌，威仪固陋，辞气鄙俗，是以君子贱之也。”

子张所言“徐言誾誾，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显然就是温良，或者说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风。子夏是传夫子诗教者，其论道而变色，竟未达于温柔敦厚。可见诗教之移人性情，其实也难。然而，据子张所言，温柔敦厚本身即是一种威仪，有不怒自威的庄严。今言诗教令人徒长奴性而不知其为威仪者，轻薄之徒也。

且孔子随后复言：“《诗》之失愚”，郑玄注曰：“《诗》敦厚，近愚。”这即是说，诗所教敦厚使人容易变蠢。为什么变蠢了呢？因为学诗不能仅止于温柔、仅止于敦厚而不知变通。孔子为《周易》修传，甚知事物不滞而变。《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语》曰：“君子不器”。道可变通，器不可变，器物似有偏执，故君子不器而善于变通。《孟子》谓孔子是“圣之时者”。就诗教来说，温柔敦厚是“诗教”之正，愤怒抗争是“诗教”之变，此诗教之“时”也。

辜鸿铭说中国人的温良意味着没有暴力，这是很错误的话，没有意识到“温良”也有“时变”。《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楚邲之战，晋国大败。楚将潘党建议搞些建筑和标志，“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庄王回答：“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停止兵戈，这是多么温良的想法，可是有时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你却必须拿起武器去战斗。《论语·先进》载，冉有帮季康子“损不足以奉有余”，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鸣鼓而击之”，这不是“暴力”吗？孔子常温良恭俭让，而今乃出此激愤之言，但谁又能因此说他不温良呢？谁又能因孔子的“温良”而说他在培养奴性呢？

孔子注重诗教，但就《诗经》来说，也颇有温良的人发出反抗的语言和诅咒。在《诗经·小雅》中，这样的诗尤多，如《巷伯》曰：“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夫子径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孔子不仅自己常怨以怒，而且他的诗教也并排斥怨而怒的诗人。盖温良者，诗教之常也；激愤者，温良之变也。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本人，正可谓“深于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