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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伟大哲人和凡夫俗子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有限个体在面对无限时空的囚禁时，是选择做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越狱者，还是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合格的模范囚徒。而这些伟大哲人留给后人的经典文本，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越狱指南”。 经典是带有反抗性质的。《论语》反抗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不仁不义，从而倡导仁义礼智；《庄子》反抗形式和观念对人的压抑和束缚，从而转向“逍遥”与“齐物”（编者注：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谓之“齐物”）。经典基于反抗的终极目标而给出的具体指南，或许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被慢慢风化，失去原有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潜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经典所关注的问题是否真的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说已经过时？ 换句话说，那些困扰着前代哲人的命题，在今天，是否就不再困扰着我们？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快餐”时代。过快的生活节奏和过重的生活压力，令当代人对“文化”这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词望而生畏。这是一个无奈而悲哀的现实状况，但回首人类文明的进程，哪一段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令人困顿的状况呢？进一步说，又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出现过奋起反抗困顿的人群呢？ 《晋书·阮籍传》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把这句话放回原文的语境当中，阮籍实际上是在感慨在他所处的时代，像刘邦、项羽这样白手起家打江山的英雄已经没有了，而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都是无耻的政客，也就是他说的“竖子”。 我们现在的文化状况也是如此。不得不承认，如果说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是阮籍所说的“英雄”，那么这个时代确实是“时无英雄”。虽然无奈而悲哀，虽然没有“英雄”，但仍然有一批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承继命脉的学人在默默地、勤勤恳恳地做着该做的事情。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居然大多数是不具备基本文化素养的侃爷！ 这本来是再荒唐没有的事情了，而更叫人觉得荒唐的是，这种解说居然可以在国内堂而皇之地得到热捧。王国维曾经说过：“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于丹毫无疑问属于前者。如果于丹的“一家之言”流传开来，如果她的“心得”真的能够深入人心，那么，几代人之后，我们的子孙将完全忘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孔子、庄子这样可以站在人类文明巅峰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人物。 在重压之下，人人有权娱乐，这无可厚非。问题是，把娱乐交给娱乐，文化交给文化，这也是另一条无可辩驳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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