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来为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而感到无比自豪。但是如果有人问你：比起外国人，中国人的最聪明之处表现在哪里？俺敢打赌，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什么答案都有，但是这些答案肯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含糊。俺现在正式免费揭密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中国人的最聪明之处，就是两个字：含糊。

　　我们中国人历来就含糊。据说是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五千多年的数字就含糊。有些不太聪明的中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愚蠢，就搞出来一个具体的数字，结果被人质疑得一塌糊涂，而答疑者只能动用中国人最聪明的手段来搪塞：含糊其辞。据说中国人最早的值得尊崇的祖先是三皇五帝，这三皇是哪三个皇，五帝是哪五个帝，也含糊，哪怕是最爱国的愤青也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来说明谁是神话谁是历史。连祖先都含糊，后人们就更含糊啦，即使在中国人最能畅所欲言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也很少讲什么逻辑学，最讨厌精确，最喜欢含糊。最聪明的中国人的代表应该算是那个叫“老子”的家伙，他闪烁其辞地写了几千个字，福兮祸所依啊，祸兮福所伏啊，不管出什么事，他总是对的。就像一个相声里说的，有三个人赶考前去算命，算命先生伸出一个手指头----不管赶考是什么结果，算命先生都不会错，他靠的就是含糊。近年来流行赵本山的“忽悠”，仔细琢磨，忽悠的本质就是最巧妙地运用含糊手段。

　　再说咱们的中国字，也含糊。每个方块字都是一个魔方，意思可以千变万化，奇妙无穷。例如一个“臭”字，如果有人问起你“臭”这个字是啥意思，您千万不能贸然回答说“臭”的意思就是“味道很难闻”，否则人家追问你“其臭如兰”的意思时，你就不好意思啦。应该含糊一点，“臭”嘛，有时候表示味道很难闻，有时候仅仅表示“味道”，并没有难闻的意思，有时候还可以表示味道好极了，例如“其臭如兰”。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这个“臭”字的意思就含糊。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正站在一家大宅门外一面使劲吸着鼻子一面擦着哈拉子一面揉着咕咕叫的肚子，酒肉是啥味道，他心里很清楚，可他偏偏很含糊地用了一个“臭” 字，让你们联想去吧。孔夫子也是个含糊大师，他上课的时候也不用准备教案，学生问他“仁”是啥意思，孔老二每次的答复都不一样，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孔老二说了一句“学而时习之”，后人们的解释加起来可以装满一火车了，仍然有人兴致勃勃地解释不休，这个“习”字到底是“复习”啊还是“实习”啊，还可以继续研究五百年。孔老二说了一句“女子与小人”，那研究成果就可以装满两火车了，女子是一般女人呢还是谁的老婆，小人是小孩子呢还是下等人还是卑贱的人，还可以继续研究六百年。就连现代词，包括从外国直接引进的词，只要一写成方块汉字，那就含糊。比如说“知识分子”啦，“民主”啦，“人权”啦，“爱国”啦， “社会主义”啦，所有重要理论的关键词，没有一个不含糊的。别看大家都在用这些词，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全都含糊，所以才能让大家喋喋不休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咱们中国人做事，还是含糊。大英雄们做事，都号称是“替天行道”，“天”到底说什么了，“天”到底有什么道道，谁也说不清，含糊。后来不说“替天行道”了，从外国引进了一些先进性的概念，改称是“历史规律”了，但是仍然含糊。不管发生什么事，事后都可以套进“历史规律”，但事前一定是含糊的。咱们中国人喜欢讲辩证法。人家外国人在研究某个结果产生的原因时，总要找出最关键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来，咱们不这样，咱们搞“综合治理”，咱们讲究全面地发展地分析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是不给出准确的答案。所以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咱们是方方面面齐抓共管，一方面各级领导进行廉政承诺，一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先进性教育，提高各种认识，一方面把领导的老婆聘为廉政监督员，把领导的孩子也要动员起来监督他爹，除了领导的二奶和普通百姓，所有的反腐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以现在腐败就越来越严重了。搞改革，更离不开含糊，摸着石头过河本来就含糊，现在是一阵要“接轨”一阵要“国情”，什么时候该摸哪块石头，全都含糊。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含糊呢？这个原因也很含糊。理论家们的理论含糊，可能是为了保证自己理论的英明和正确，含糊里面透着深奥，透着学问，透着和谐（俺用的这些词也含糊，呵呵）。越是权威的理论越是含糊。历代领导早已养成了一个含糊习惯，推出的重要理论一般都是由模棱两可的几个词或几句话构成，然后学者专家们一拥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由此也产生了中国最热门的一门学问：揣摩学，一般的聪明中国人总有这种本领，从领导说出的一句很普通的话里揣摩出无穷无尽的信息。当你听到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聪明的中国人马上就会猜想：接下来他肯定要论证民主其实不是个好东西。普通百姓说话也含糊，那可能是为了安全，有时候能含糊到一个字也不说，使个眼色就把意思表达了，这叫“道路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