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原本就是思想史上的铁律。”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中，余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儒学基本上是要求实践的，无法长期停留在思辨的层次”；但是，因为现代社会变革，儒学赖以托身的传统宗法体制瓦解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变成一个游魂”。作为“游魂”，儒学如何“借尸还魂”，靠“家”，还是靠“国”？他表示了悲观的观点。他说：“无论我个人怎样同情儒学，我对于儒学困境的估计宁可失之于过高，而还原失之于过低。”由此怎么能够推出“于丹产生的必然”，而且还是“铁律”呢？从网上搜索可见，余英时至今没有就“于丹”发表过任何意见。陈远这篇“虚实相生”的文章在网上传播，迷惑了不少学者专家。日前就有学者在博客中称李泽厚、任继愈和余英时等“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支持于丹，并且说原因是“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

　　李泽厚在《南方周末》谈话支持了于丹，并且申明理由是不将于丹作为一个学者来看待，而任继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于丹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的确，相比于许多中青学者的尖锐批评，数名出来公开表达意见的前辈学者表示了宽容的“肯定”，他们认为于丹在当下时代让诸多民众对《论语》产生了兴趣，使当下中国文化有回归传统的气象是值得肯定的。

　　但这是否就是“支持”呢？我认为，发言者中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的讲话是最负责的，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反对有人对《论语》做个人化的理解。……但是，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前辈学者的看法和意见，是我们后辈应当尊重和认真对待的，但亦需思考分析。不然，恍惚之间，还真会误以为如今已有了一个“于丹”唱赞歌的“老教授合唱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