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完颜珣将都城南迁至汴京，是金朝晚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非功过，历代史家多有评论。从当时的情势考虑，笔者认为，南迁之举实属金宣宗无奈之中的正确选择。

金廷南迁并非失策

金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在蒙古大军进逼中都、金朝军队节节失利的危险关头，大臣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发动政变，杀死当时的皇帝卫绍王允济。九月，完颜珣被拥立为皇帝，史称金宣宗，改年号贞祐。宣宗即位后，蒙古方面在发动强大军事进攻的同时，又不断遣使金朝，逼其投降。金宣宗迫于形势，不得不于贞祐二年（1214年）三月，派尚书右丞承晖（完颜福兴）向蒙古求和，答应了成吉思汗提出的苛刻议和条件：向蒙古献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并童男女各五百、绣衣三千件、马三千匹及大批金银珠玉。双方暂时达成和议，蒙古军队退出居庸关。当年五月，宣宗将金朝的都城从中都（今北京市）南迁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对金宣宗南迁汴京之举，以往史家多持批评态度，指责南迁动摇了民心，是一种投降、逃跑行为。但若从金廷当时面临的强敌压境的客观形势看，将都城南迁汴京，实为无奈之举，但不能把这一选择视为失策。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或评论历史事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金宣宗即位后的外部形势看，蒙古军队已经完全具备攻克金中都的军事实力。自1211年蒙古铁骑越过金界壕进攻金朝，至双方达成和议止，蒙古已连破金河北九十余郡，三路大军几乎踏遍黄河以北，仅有中都、通（今北京市通县）、顺（今北京市顺义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等十一城仍在金朝控制之下（《蒙兀儿史记》卷3,《成吉思汗本纪》）。原来臣服于金的西夏政权，也乘其兵败之机在双方边境制造事端，更加深了金王朝的边疆危机。因此，金、蒙虽然达成暂时和解，但河北、河东、山东州郡多已残破，许多州县还在蒙古人手里，屈辱的城下之盟并没有解除蒙古对金朝都城的真正威胁，金中都实际已成为一座孤城。

第二，从地理位置看，居庸关长城是阻挡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是拱卫中都城的北部天险。这正如金元帅府经历官李英所言：“中都之有居庸关，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关兵，我势遂去。”（《金史》卷101,《李英传》）自从纥石烈执中败于蒙古，带兵逃回中都之后，居庸关不守，蒙古军队越过长城南下，长驱直入。完颜纲以十万之众溃败于缙山，术虎高琪又连败于中都之北，使得中都已无险可守。史载：“时汗驻跸大口，闻金廷议乞和，止攻以待，诸将请乘胜破中都，汗不许，欲留孤城予敌，俾力守以自困也。”（《蒙兀儿史记》卷3,《成吉思汗本纪》）可见当时成吉思汗久围中都不攻的原因，并不是实力不够，其意在威逼金朝投降，兵不血刃得中都。蒙古军队北撤之后，金朝土豪武装镇守的居庸关，形同虚设。

第三，从金朝的内部形势看，宣宗登极时，朝政大权实际掌控在纥石烈执中手里。后术虎高琪杀死纥石烈执中，晋升为平章政事。此人“妬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与纥石烈执中属一路货色。皇帝受制，朝无纲纪；奸侫当道，上下离心；统兵将领，驻足观望，怯懦不前。“中都被围，将帅皆不肯战”（《金史》卷101,《耿端义传》）。与此同时，辽东契丹人耶律留哥占领隆安、韩州、咸平，依附蒙古反金。杨安儿、刘二祖等领导的红袄军起义于山东。中都城已三面受敌，术虎高琪麾下的三千乣军驻扎在中都的西南，随时有叛变的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组织起军事力量反击蒙古，保卫中都的安全，只能是一句空话。且中都久被围困，“贫民阙食者众”（《金史》卷108,《胥鼎传》）。朝廷无力进行赈救，致使“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军民饿死者十四五”（《大金国志卷》24）。总之，从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来看，金朝迁都已势在必行。

关于迁都的地点问题

是什么人首先提出迁都的动议？这一点从史籍上看，并无明文记载。《金史·宣宗纪上》贞祐二年四月载，“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说明迁都是经过尚书省官员讨论的集体决策。《大金国志》有关于这场讨论的详细记载，而一般认为《大金国志》的相关记载是抄自伪书《南迁录》，故不取其说。但笔者认为，迁都问题曾由金朝君臣进行过讨论，应该是事实。据《金史》的相关记载，当时主张迁都的有南京留守仆散端、河南统军使长寿、河南按察转运使王质、参知政事耿端义、元帅左都监完颜弼、礼部尚书赵秉文等。仆散端、长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所决”（《金史》卷101,《仆散端传》）。耿端义“请迁南京，既而仆散端三表皆言迁都事，宣宗意遂决”（《金史》卷101,《耿端义传》）。而赵秉文则主张迁往山东，“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为近边，车驾幸山东为便。山东，天下富强处也，且有海道可通辽东，接上京”（《全辽金文》2898页，《闲闲公墓铭》）。另外还有人主张迁往河北大名和河中府（今山西运城县蒲州镇）。

不可否认，当时反对迁都的也大有人在，如老臣徒单镒、元帅府经历官纳坦谋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徒单镒系世宗大定十三年首科女真状元，“明敏方正，学问该通”。纥石烈执中发动政变，徒单镒力主拥立宣宗。宣宗即位后，拜徒单镒为左丞相，封广平郡王。当宣宗欲迁都汴京时，他明确表示反对，说：“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金史》卷99,《徒单镒传》）纳坦谋嘉反对迁都的理由是：“河南地狭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当选诸王分镇辽东、河南，中都不可去也。”（《金史》卷104,《纳坦谋嘉传》）

笔者认为，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迁往关中或河中府皆不可行。大名亦在河北，从中都迁往大名，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山东州县多已残破，加之红袄起义军正闹得如火如荼，山东虽然可利用海上通道与金上京相接，但其地无险可守，故赵秉文的主张亦不可取。必须承认，徒单镒退守辽东的下策确有可取之处，但事实上无法固守中都已如前述，若退守辽东则必失河北、河南之地。两河之地一失，只能加速金朝的灭亡。所以迁都汴京应该说是当时形势下的正确选择。至于迁都之后，宣宗又发动了不合时宜的对宋战争，使金王朝四面受敌，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