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扬雄，是一位辞赋家，也是一位经学家。扬雄有感于屈子的悲剧结局，于是作《反离骚》以吊屈原。然而，扬雄的崇圣、尊经的思想观念，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对屈原行为方式采取否定的态度。《论语·述而》记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易·乾卦》说：“潜龙勿用”；《诗经·大雅·烝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因此，扬雄对屈原的以死报楚不以为然，《汉书》扬雄本传中说：“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在《反离骚》中又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扬雄认为屈原应当怀瑾握瑜，效法孔子的榜样，“周迈”天下之后，“终回复于旧都”，尽其所能而有所作为。扬雄以圣人、经典为参照来论屈骚，可以说为汉代士阶层树立起一种新的处世原则。随着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士人的角色、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统治存在的不可变更，并与之适应；另一方面，作为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他们又试图参与政治，对政治、君主有所助益。扬雄重新审视了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士”的生存之道，承认士之“遇”与“不遇”的存在，面对“不遇”这种困境时，全身自守，等待“遇”的时机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班固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离骚序》，见录于东汉时期的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叙》之末，其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不赞成的是屈原处浊世而自伤的行为方式，对他的才华与品格不无惋惜之意。他批评《离骚》有“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缺欠，这也是他批评屈原的行为方式的依据。班固主要生活于明帝、章帝时期，他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是一部诸儒讲议五经并由章帝亲自裁定正误的经学文献，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树立君权，维护君权。在这种思想的约束下，班固信奉的只能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囿于这一规范。在班固看来，屈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国君的关系，“强非其人”，自然“非明智之器”，更谈不上“与日月争光”了。
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表达了完全不同于班固的对屈骚的评论。在这篇序言中，王逸针对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的指责，依经反驳道：“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笔者认为，王逸的屈骚评论，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反映。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不断发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通经致用是东汉经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经学文化中包蕴的忠贞为国、不惜一死的精神，滋润了东汉后期相当多的经生、士大夫，以至于直言敢谏、至死不屈的直谏精神成为一种立身准则，形成了一种“婞直之风”（《后汉书·党锢列传》）。王逸《楚辞章句》的评屈骚，正是东汉后期经学致用学风的体现，包蕴着一种关注现实、革新弊政的时代要求。因此，王逸极力称赏的人臣应该“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竭力批评那种“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的行为。从经学视角看，班固与王逸在忠君这一点上并非本质不同，只是二人对忠君之道的理解有异，即班固偏于循礼自律而王逸偏于伏节死义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