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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画家陈丹青的这句话正说出了国学大热的现状。
何谓国学?分歧者众。只是就普及意义讲,它应该包容一个国家曾经赖以生存的语言、艺术、思想、文化、历史,它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了“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但那时候的国学只是一种少数人参与的研究。跨入新世纪后,“国学热”开始蔓延,波及的范围更广。从季羡林、王蒙等人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到北京、厦门等城市举办面对中学生的“国学夏令营”;从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到多个城市的孩童背诵《三字经》《论语》等经典原本;从现代私塾的悄然萌芽到孔子学院的风行;从国学博客圈的开通到国学大师的评选……一场国学的旋风刮了很久,丝毫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国学书籍热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说,国学的回归应该是温暖而恒常的。但事实上,近几年的国学现状更适合用“火热”这样的形容词。
早在1992年前后,多家出版社就陆续出版了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老一代国学大家的文集或选集,继而也出版了陈来、裘锡圭、申小龙等学界新锐的学术著作,但坦率地说,这些书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十余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被冠以“国学普及第一人”名号的于丹成名于电视媒体,其著作《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即达到60万册。不仅如此,她还创造了签售图书8000册的神话。倒退几年,即使是出版界的元老,也不会想到图书市场的销售记录会由一位学者刷新。在一些书店,国学类图书从文哲史的书架中分离出来,单独占据了一个专柜,而国学普及类读物的销量更是一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与国学类普及读物热销相对应的是一些商战、经管的书也借国学热陆续登场。《中国式管理》《儒家管理哲学新论》《老子管理学》《读禅悟管理》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企图“将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经营管理紧密结合,打造出新一代儒商”的崇高理念,出版商也打起了借国学热掘一桶金的算盘。
“读经运动”盛行
中国台湾作家张晓风曾经梦想着在中国的土地上,除了能为生物、物理、化学等设置实验室之外,也有人肯为国学建一栋古色古香的书院式讲堂,让老师可以身临其境地传道授业,让学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耳濡目染。如今看来,这并非空谈。
1996年,被称为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蒋庆在贵阳市郊“阳明洞”附近的云盘山购得几亩荒地,建传统书院,取名为“阳明精舍”。2004年,由蒋庆编撰的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其中收录了19部儒家经典。这是自1912年中国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
除此之外,蒋庆还主张对12岁以前的孩童进行国学启蒙教育,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兴起的私塾恰恰表明读经运动已付诸实践。2004年,一家以“仁、孝、忠、信”为校训的“今日学堂”现身于武汉;2005年年底,苏州的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也相继开馆;2006年,杭州的一所艺校开办“淑女学堂”,报名者众多……
“只要按程序申请,个人将允许开办私塾。”2006年11月28日,国家教育部的这一发言让国学私塾对前景豁然开朗,这也是自50年代初以来我国首次允许个人开办私塾。在讲台上悬挂孔子画像、学生着长袍上课、师生同看竖排版书……这样的景象不再只出现在古装电视剧中。
事实上,关于儿童读经争议已久。反对者认为儿童的理解能力太弱,读经也只是死记硬背,这对吸取古典精华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赞同者则坚持将国学纳入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读经典诗文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中华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还可以让他们从古文中学到如何做人、做事的哲理。
国学EMBA出现
在国学热潮中,教育界也以高昂的姿态介入。200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据说第一批学生尚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订购一空”。此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以每年2万余元的学费向企事业单位的高层决策者授课。2005年12月开班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企业国学堂”喊出了“修身治企,兼济天下”的口号,国学与企业管理“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2006年1月,中国国学俱乐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有传言称,该俱乐部的“幕后金主”可能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一时间,国学、教育、商业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
对企业家而言,国学的价值大有赶超EMBA之势。每个月第二个周六早上9点,李女士都会精神抖擞地坐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前三排的某个座位上,重归校园的她要与“乾元”国学班的老师、同学一起研讨“儒释道”。而就在前一天,李女士刚刚坐着自己的奥迪车从千里之外的沈阳赶到北京。由于路途遥远,她不得不给这辆车配了两位司机。与李女士同班的20多位同学也大多要放下繁忙的业务,坐飞机从全国各地赶来。周末学国学,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商界的流行现象。
国学 一味心灵鸡汤
尽管对国学的定义还存有分歧,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国学以“黑马”的姿态闯入现代生活,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上个世纪80年代,“金钱”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标签,如今,“文化”成了不可或缺的行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学热了起来。有点偶然,更多的却还是必然。
“国学热正是社会新发展条件下人们的新需要,不是人为能吹捧出来的,不是谁能操作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这样说,“想想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古典文学的课时安排从一个星期10小时减到6小时,再后来甚至减到了4小时。由于特殊原因,对传统文化的抛弃越来越多。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几乎都被打倒了、抛弃了。但现在,国家在发展,没有自己的文化行吗?国学是我们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民族智慧的精华,是我们这个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也是我们无形的强大的精神长城。没有它,我们站不起来;没有它,一个民族就没有根底。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于丹的书能一下发行300万册,这是一次很好的社会测试,说明这个社会是需要国学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叶君远眼中,国学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如饮食、服饰等;二是技术层面,如武术、中医等;三是制度层面,如历代典章制度;四是精神层面,如道德伦理标准、价值观等。这之中,有的已不能复制、再现,而有的却还在隐隐地发挥着作用。
时下最流行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对经典著作的讨论,还是单纯的对古代中国的追思?很难界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国学突然火起来,并非因为它有了多大的发展,准确地说,“国学热”是现代人精神渴求的表象,它折射的是国人迷茫的心态。物质财富增长了,精神家园却日渐荒芜。外来文化渗透了,传统文化的处境雪上加霜。一路走来,人们丢失的东西太多,譬如伦理、道德,以致每每读到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时,就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刺激。
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老子的“道德善”等,这些本就是中国人血脉传承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被淡忘了许久以后,终于重新焕发了生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几乎被奉为治国圭臬。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向上的观念及理论,让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并且开始反思,开始追捧,开始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国学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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