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或是“不热”，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无法定性定量去精确统计“国学”眼下实质上是“热”还是“不热”。这也不是本文的关键。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这种真“热”或者假“热”的背后，又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观察记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一定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学热”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倒赞成季羡林老先生的观点。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为什么眼下会出现“国学热”？第一种解释是“周期说”。这种周期就是在全盘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复兴和回归的文化循环周期。

　　正如“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一样。“国学热”是文化循环的结果，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曾经一度，中国人是只学“国学”的，西方人也崇拜中国“国学”(“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才出现的学术名词。“国学”的出现与19世纪中叶的民族文化自救有关。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用以指讲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或学科。“国学”的提出有与“西学”相对抗的意味)。

　　在我们西化之前，西方也曾经“东化”过。中国“国学”在西方人眼里同样曾经被视若神明，视为宝贝。 
         
　　事实上，我们有大量的论据证明，西方在进入现代化的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西化”风潮，同时也是一个“东化”的过程。西方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成为先发的现代化区域，没有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我们的“四大发明”、南北“丝绸之路”等对西方殖民拓展和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单是思想层面，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就具有重要作用。

　　可当到了国弱民弱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敏锐地发现到“国学”中的阻碍发展的习陋的一方面，于是渴望“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救国强国的有识之士便到西学中去寻找真理了。在上个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视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为渣滓、糟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百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地再次掀起文化讨论热潮，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学者所持的弘扬传统文化立场，与港台钱穆、徐复观、南怀瑾及身处海外的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应。在这波被称为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中，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南怀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派的代表观点。南先生说：“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才终于“征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最后汇聚成上个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首先是在学术界，在多年饥渴式的“洋为中用”后，出现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思潮。这给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好了理论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来年各地的“国学”活动，都已具有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意义，往往都伴随有相当规模的造势。譬如北大开办“国学班”的消息公布后，季羡林发表讲话，肯定其“有助于激发爱国热情”，张岱年也表示高度关注。人民大学招收“国学班”，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新京报》等媒体上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登载与记者的访谈录，以“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为主题的宣传攻势异常猛烈。媒体的介入，使这些“国学”实践，显得异常热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等发起倡议，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甲申文化宣言》，标志着“国学”活动开始了新的阶段。当然，“甲申宣言”仍然还是以民间的方式发布，但是因该宣言由最富影响力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发布，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指导性的意义就十分明显，并因而对政府和各种民间文化力量都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力。

　　然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教育、文化、出版等领域的跟进，到今天，“国学”回归渐成气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周期？这是因为，以中国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以中国的角度来想象中国，以中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时的一个本质要求。

　　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我们的民族经过对“国学”的否定和抛弃，经过全盘西化，在现在这个世纪蓦然回首，发现许多问题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方科技所能完全解决的，西方社会正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西方人士也纷纷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解救现代文明诸多难题的资源；我们突然发现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系统思想才是治本的良药，因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国学”的巨大价值了。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文化无疑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意义。面对共同的问题，如环境与生态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穷与战争、疾病与健康……中国文化的处方，如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往往能使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靠、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文化为维护当今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中国传统“国学”对现代化的今天有着极其珍贵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定复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就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因此，文化的周期循环性，决定了“国学热”必定会重新回归。
                              　　
　　观察记者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国学热”，是浮躁时代的一种精神寻根、一种现实要求。这就是第二种解释：“需要说”。之所以会出现“国学热”，是现实社会“古为今用”的实际需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人面对新旧的变迁，充满迷惘、惶惑、浮躁、挣扎。所以，于丹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一种人生心理导师的魅力。于丹的“知识分子进电视热”，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热。它契合了传统文化兴起、社会转型期心理精神寻求，以及电视节目创新这个大背景。

　　精神层面的“危机”促使人们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找慰藉和支持，导致了“国学热”的兴起。近百年来，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又比如“孝”的问题。当今中国文化真空般的现状是：物欲横流、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一些人精神出现危机。我们这个有着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这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和民族经过对“国学”的否定和抛弃，经过全盘西化，眼下出现了自身文化相对贫瘠的文化断层和精神“缺钙”现象！我们的国民空虚的精神正需要补充中国“国学”的精髓。“国学”是中国人精神的命根子。这种需要催化了“国学热”。

　　精神层面的“危机”迫使一些人尝试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寻找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支持，比如把《论语》中的许多话拿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比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比如，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比如，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二十》)……等等，对自己的人生都很有指导意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都对当今的社会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家国思想、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反思精神、实践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等等，这些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都可以批判地继承，为我所用。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有望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国人目前的“国学”普及水平的严重不足甚至贫血，“补课”的需要，也呼唤着“国学热”的兴起。很多中学生能熟练地用英语读写却看不懂文言文，对牛顿、培根奉若神明，对老庄、孔子却形同路人，提到作文便搜索枯肠，甚至充斥着大量的中英夹杂语体。

　　中小学“国学”传统教育的缺失还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很多出国留学生不知道老子是谁，更不用说四书五经了—我们培养了很多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博士和硕士，他们却是“黄皮白心”的“香蕉”，说起西方的头头是道，谈到老祖宗却一无所知。

　　有一个近例：祖国大陆为台湾打造的巨轮“中华和平”号下水，连战夫人到场，引了一句唐诗相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诗引得很应景，可是，上海一家媒体的报道却离了谱，这句唐诗，成了“连战夫人自己精心拟就”的“原创”，还堂皇地上了大标题。这样的失误，说明许多人的“国学”基础实在太不敢让人恭维了。

　　学好“国学”，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学习基本功的出发点也刚好吻合了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精神，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满足人们“利益”的需求也推动着“国学”的升温。一些做生意的人说，之所以参加“国学班”，是因为中国“国学”能使自己更懂得处世之道，“国学”也能帮助自己学到生意上的智慧。比如《论语》中的许多话，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有用。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许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许多我们疑惑的问题总能从“国学”里找到答案。另外，如《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也都能使人从中学到生意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