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狭义地说，是指两千年来中国儒家代表的传统学问，广义上讲，是指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下来的全部文化。当然，主要是指传统文化。自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下，始终处于被动的应战之中，甚至在许多情况之下以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无一战之力。随着西学的东渐和新学的提倡，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在西学和新学的夹击下，苦苦挣扎，不仅日渐式微，而且也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曾几何时，在整整两千年里作为中华民族的空气和食粮的、性命攸关的、不可须臾离之的“国学”，那个在乡间里坊每日清晨都可以听到童稚之声在诵读三字经、百家姓的“国学”，那个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为学林仕子座右铭的“国学”，那个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的“国学”，那个以建设人类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国学”，不仅被看做昨日黄花，而且被视为洪水猛兽。五四时期“国学”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踏上一只脚，似乎再无咸鱼翻身的可能。“国学”在一百多年里遭受的苦难，与中国人民遭受过的苦难，可以说一样的深重。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这个发展，不经意间“国学”也悄然成为热门的学问和热门的文化现象。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国学热”不仅出现于学术界，出现在民间，而且也出现在政府的公共、教育以及外交政策和各级政府的各类形象工程和社会活动中。“国学”不仅出现在大学甚至中小学的课堂里，走进人们的生活，而且在政府的倡导下走出国门。据悉中国政府已经与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3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并且这个数字似乎仍在增加中。

　　当年中国近代硕果仅存的儒学大师马一浮曾费尽心力地在浙大开国学讲座，在四川办复性书院，然而听者寥寥，各不过数十人而已。可现如今，各类国学院、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大学课堂和社会讲堂以“国学”讲课为热门，传媒电视争相以“国学”讲座为时髦，不仅听者动辄上百，而且结集出版后读者趋之若鹜，有关“国学”的著作俨然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地方发展最有力的助推器，而每年9月的祭孔及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研讨，则俨然成为各地方极隆重的文化活动，如同盛大的节日和靓丽的风景。

　　于是乎人们惊诧不已：“国学”的春天来临了！
                              　　
　　“国学”的春天来临，引发了人们新一轮的讨论和思考。讨论中的观点纷纷扬扬，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认为“国学”思想内容落后，存在诸种问题。因此对振兴“国学”忧心忡忡，持反对态度；一种是认为“国学”是民族文化之根，文明血脉，虽然不合现代时宜，但文化不能断根，物种不可灭绝，应该保留；一种认为“国学”虽然属于过去，但是它包含有许多精华的东西，批判继承也可作为现代人精神的资粮；此外，还有一种民族文化至上论或者说“国学”至上论的观点，认为“国学”可以拯救现代社会的沉沦，因此“国学”必须振兴，儒学必然复兴。以上“国学”落后论、物种保留论、批判继承论及民族文化至上论等观点大致可以涵盖目前所有的争论或讨论。

　　关于这些思考和讨论，也有几个特点是颇为有趣和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这些思考和讨论是在“国学热”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上关于“国学”的命运和中西文化的冲撞及关系曾经有过几次大的讨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掀起过巨大的波澜。第一次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战败令人对西学产生憧憬，而对“国学”产生怀疑。当时最有影响的观点则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观点。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以及五四运动前后，逐渐酿成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最后的结局是“国学”成为“玄学鬼”，“打倒孔家店”成为最响亮的革命口号，而胡适之的“全盘西化”论借机占领了相当的舆论市场。第三次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国门导致西风再渐，于是有学术界对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等观点的再一次反思和讨论。历史上这3次大的讨论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国学”面临危机并不断走向衰落，与这次在“国学”焕发生机、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因而似乎一夜之间火爆而成为显学的情况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其次，因“国学热”而引发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文化的层面，而不再过多地纠缠于国家政治和体制。换句话说，不再将“国学”与西方的民族政治制度的思想模式联系起来，尽管也有一些文章仍在借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概念来批判“国学”，但这样的文章已无多大的市场和影响。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批判“国学”，是以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忽悠中国人的，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悠长，并不意味着就要将他们与我们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国学”对立起来，更不能因此抛弃“国学”，抛弃我们自己的传统。

　　其三，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许多有识之士如梁启超、李大钊等提出东西方文明互补的思想，这次的“国学热”很多人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也主张文明多元互补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主张“国学”振兴、儒学复兴的文章和言论则是建立在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上的。看来美国学者亨廷顿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于中国的读书界和思想界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其四，这是一次主动的文化出击，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抵抗。是文化演出的预演，而非文化落幕的清账。
                              　　
　　以上只不过是信手拈来，随意列举的几个例子和简单的分析。这场“国学热”到底向我们昭示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国学热”？我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征兆，是改革开放、国家发展的重要结果，是满怀信心的中国昂首迈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准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有心人将之称为“膨胀”。其实民族自信心增强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国学”热而翻身成为显学，也并不只是民族自信心增强这样简单的解释可以说明。“国学”的振兴归根结底，应该看做是文明本身焕发了生机的重要结果。这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国学”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能够把账算在“国学”的头上，“国学”也同样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当整个中国都在顽强的抗争之中，“国学”事实上也参与了抵抗。“国学”是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中国人的文明载体和血脉。“国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于这些缺点的认知却不应该是绝对的，因为人们的认知也有缺点。过去批判“国学”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态度，然而文明成果的价值却永远不会因为时空的转换而改变。

　　新的时代有新的机遇，需要新的思维。如何对待“国学”和中西方文化，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从文明多元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此时此刻的“国学热”，我们更应该放开怀抱，从中华民族的发展看问题。在文明多元认同的基础上，不是民族主义、民族文化至上，而是民族发展、文明展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国的“国学”也因此需要更大的展示空间和更多的展示机会，需要获得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国学”不必忌讳自己的缺点，但须更加充分展示自己的悠长。将中国悠久的文明展示给全世界，用我们的人文精神推动整个人类的和谐与进步，这不仅是“国学”的神圣使命，也是隐含在当今“国学热”中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