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郭沫若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指出铜器铭文中被他释为“天鼋”的族徽就是古轩辕。邹衡先生进一步提出在天鼋的族徽之外还有天兽的族徽，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豹、虎。认为这些天兽类的族徽与黄帝族是有关系的。郭、邹两位的这一发现，一方面说明，古史传说中轩辕氏（天鼋氏）与有熊氏的徽号是有缘由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黄帝族并非一个族氏，它由不同族徽的族氏所组成。轩辕氏和有熊氏都统一在黄帝的名下，黄帝这一名称显然是部族融合后的产物。

　　依据古史传说，黄帝时代诸部落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如《史记·五帝本纪》和《逸周书·尝麦篇》就记载有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以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在笔者看来，当时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部族的融合，也就是说，在部族相融合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中，战争是有效而直接的一种。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有时它也是实现一统和达到新秩序的一种手段。例如《五帝本纪》在讲到黄帝时的阪泉和涿鹿之战时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最后达到“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又如《尝麦篇》说黄帝战胜蚩尤以后，“用大正顺天思序…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也即使少昊清安抚蚩尤旧部，又复相安相处，实现了“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所以，在古人的眼里，社会的常态是和谐与有秩序。战争只是一种非常态的手段，它每每因掠夺财富资源、不和谐和乱政而引起，当争端得以解决后，最后还得建立一种新秩序，使民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古先民之所以格外重视祭祀和战争，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保障生活的幸福与安定，也即祀与戎这两类看似相对极端的矛盾统一体，其追求的深层目标却是一致的。

　　部族融合是黄帝时代的一大特征，而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又是相吻合的，这种吻合与统一，其背景即在于当时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在历史上，农耕文化和农耕民族都不是好战的民族和文化。依据考古发现，中华大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其主体文化属于农耕文化，现在学术界一般是在宏观上将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时代与炎黄时代相对应。与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战争逐渐加剧相比较，仰韶时代虽说也有战争，但聚落与聚落之间的文化和谐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再就当时的聚落内部而言，由陕西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等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其居住区一般是外有圆形或椭圆形的壕沟相围，壕沟内的房屋每每围成圆圈，各个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央，呈现出向心内聚式的聚落形态。这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聚落形态，与半坡类型文化所表现出的鱼纹、人面鱼纹、鼋纹（也称为蛙纹）等彩陶纹样相配合，再加上当时聚落内外尚未出现社会分层和明显的不平等，一个其乐融融、和谐安然的社会画卷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说黄帝时代的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在大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上可以得到印证，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源头开始就包含有和谐的理念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