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颇具影响的周刊曾对北京几大著名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信仰，结果高达93％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此调查所获结果准确与否，未敢断言，但是，信仰失重、道德失范、心理失衡普遍存在于社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不能否认这与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的精神世界缺少永恒与厚重有关，与失去引领和承载精神的权威有关。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精神权威的民族，自孔孟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便走上了构筑以皇权为核心，以等级秩序为特征的道路，及至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皇权已经把普通民众，甚至是王朝权臣的人格压缩至极小的空间。自辛亥革命始，中国人进入打破精神权威的轮回，并且这个打破一直持续了上百年。包括：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统治，打破了皇权，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的两千年儒学思想统治，由此日趋式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革命理论必然地毫无疑义地肩负起消除封建思想的重任，然而历经十年浩劫，破精神权威却进入了极端，在“斗争”的哲学下，人们对历史的敬畏没有了，对自然的敬畏没有了，甚至对生命的敬畏也没有了……及至今日，经过一再打造，“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哲学也冒了出来。

　　一般来说，社会的进步建立于对旧事物的打破，正所谓不破不立，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许多建立于农业文明或者建立于封建体制基础上的精神权威必须打破，这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要打破什么，如何打破，是打破腐朽，还是打破一切，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对文化古迹的保护为例，为什么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保护断壁残垣？拆除旧的建设新的不是更好吗？不能！因为切断血脉，人的心理无法承受；因为模仿的结果只能使历史和文化失去根；失去有形的载体，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便失去寄托。

　　精神世界的权威，使人不再有无约束下的放松，然而，一个失去精神权威的社会，究竟还能走出多远？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信息和现象：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忽然拥有了发声权，许多网民到了虚拟世界，一任情感放纵，一种无约束的原始性狂热迸发出来，似乎“平民化”浪潮就是一切不在话下，一切失去神圣性，一切不被仰视，甚至认定只有使一切在质疑和蔑视中，一切在打碎中，方可发现自我，凸显自我，实现自我。

　　然而，在人们畅快于“我骂你了，怎么着”时，在人们欢呼“平民化”时代来临之时，我们在经历了和继续经历着把神坛上的人拉下来，把本该永远矗立于精神世界的厚重、崇高和永恒打碎，更有甚者将过去影响了一代代人的英雄“恶搞”……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民族还有什么不能够和不应该打碎的吗？至今仍然矗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仰视的东西还有吗？没有崇高，我们还有方向感吗？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总是在浮躁和过度娱乐化中“乐不思蜀”，不能创造新的文明成果，不能站到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崛起吗？实际上，我们正在步入不知所处的方位，没有方向感和精神依归的尴尬境地。没有了更有价值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撑，必然演化为“跟着感觉走”，表面来看，这使我们获得轻松感，本质上却更易于导致精神的困顿和虚无，更易于出现精神上的焦虑甚至蜕变。

　　今天，我们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多元经济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如果没有了精神权威，就如同失去法制的民主，带来的只能是相互的冲撞，而非权益的获得，简言之，丧失精神权威的社会，大众不会拥有前进的坐标。

　　精神权威是什么？我们怎样建设这种精神权威？或许又到了需要做出正确判断和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强调确立新的精神权威，不是回到封建时代，制造一个图腾，让人重新跪倒于神龛前，丧失自我，忍受精神的重压，而是强调在继承前人创立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民族崛起的精神脉动的价值追求，借此建立新的共有的精神家园，保证每个人，保证我们的政治集团和全民族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坐标。

　　共同信仰和核心价值的权威。多元价值观或多元文化并存，这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开放的必然结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宽容多元是不够的，一个成熟而又和谐的社会，除了允许多元并存，还需要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即确立起更多人认同和遵循的具有很强权威性的信仰信念。进一步说，要保证我们的社会和谐有序，出路在于精神世界要有值得仰视的内容，就政治集团来说是共同的信仰信念，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则是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一种足以达至人类道德和精神制高点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大众为崇高而景仰，为价值和意义而躬身实践。

　　民主与法制的权威。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与人的平等，法治则是一种由公共意志形成的强制力，具有天然的刚性和权威性。确立民主法治的权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积极追求。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多元价值观和多元利益已经形成，同时大众利益因社会转型而不断受到调整的特定情况下，尤其重要。民主和法制是一对孪生子，不能割裂，必须相互补充，互为动因，相得益彰。比如，没有法制作保证的民主，很可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民主”翻版，这种民主不会带来建设，相反却是社会的无序乃至紊乱。民主与法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保证其受到大众的崇尚乃至仰视，必须注入血液中和骨子里，以成就一种不可挑战的权威，惟此，才能保证我们步入民族崛起的坦途。

　　科学与创造的权威。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大力倡导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便走向了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在这一漫长的征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要形成全民族的科学精神，形成一个与智慧民族相匹配的强大创新能力，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有了很大变化的今天，我们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抛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同时借助于科学和创造的力量。如何才能实现全民族自觉地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价值观念上寻求突破，即在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掌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灵魂深处，真正树立起对科学发展与创新的崇尚，惟此才敢言真正践行中央提出的在创新中宽容失败的精神，才会形成巨大的民族创新能力。

　　我们需要精神权威，这也是大国成长的精神要求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