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唐太宗命以儒家经书为京城国子监和州县学生员的主要学习内容，还征集天下名儒为学官，命大儒颜师古考定《五经》、大儒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把它们作为国学和科举的标准定本，以统一思想。他又立孔子庙，尊称先圣。唐太宗还常临国子监视察，赏赐讲论儒家的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学的官员。在贞观年间的治国实践中，太宗君臣也多引用儒家的《论语》、《礼记》、《周易》、《诗经》、《尚书》、《孟子》、《荀子》等论政，以儒家的仁政、忠孝和礼治等思想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治国方针

　　魏徵在论时政的奏疏中引《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名言，希望唐太宗思隋氏以为鉴，察当今的动静；又引《周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等儒家经典，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亲身目睹了隋炀帝身死国灭这段惊心动魄历史教训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等大臣的建议，处处以隋亡为鉴，施政求“静”，“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这种与民休息、为政以“静”的方针，终于“使民衣食有余”，大获成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怎样做明君

　　兼听则明。贞观二年，魏徵在回答唐太宗何为明君、暗君的提问时说：兼听是明君，偏信是暗君。昔日唐尧、虞舜治国，开辟四门，招徕天下英才，眼明耳灵，不受共工、鲧之流所蒙蔽，不为华而不实之言所迷惑。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都被欺骗而亡。所以人君应当兼听，采纳下情。唐太宗认为魏徵的话很好。他虚心听取臣下各种建言，一再鼓励进谏，并予重赏。在与大臣论政时，唐太宗还多次提到孔子“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贞观政要集校》卷一《君道》）的话，希望臣下切谏直谏。魏徵、张玄素等许多大臣也都积极进谏，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和谐、开明的政治局面。

　　杜绝谗邪。贞观初，魏徵对太宗说，《诗经》讲，和乐君子，无信谗言。谗言无边，扰乱诸国。我观察古代有国家者，如果违心地接受谗言，妄害忠良，必使社稷倾坏。贞观十年，魏徵又引《论语》中“放郑声，远佞人”等儒家经典，向太宗建言，禁绝淫秽的郑国之音，疏远卑鄙奸诈的小人。有了魏徵等人的不断劝谏，唐太宗为政施治就特别谨慎。

　　用人唯才。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说：《尚书》讲，任命官员，唯用贤才。官员不必齐备，唯在获得人才。如果得到好的，虽少也足够了；要是不好，再多又有何作为呢？就像画地为饼，不能吃。《诗经》讲，谋画者太多，事情反而难办。孔子讲，官事不兼，岂能简省。他要求房玄龄等详细思考这些道理，制定官员职位，“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房玄龄等草拟了朝廷“置文武（官员）总六百四十员”的方案，得到唐太宗的批准（《贞观政要集校》卷三《择官》）。贞观时期，朝廷官员这样少，历代罕见。

　　君臣同德。贞观十三年，魏徵在一道奏疏中引用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话，认为君对待臣，从道义上讲，不可薄情。如果对臣不给脸色，不加恩礼，追问细小过失，还希望君臣同德一心，关系融洽，是很困难的（《贞观政要集校》卷十《论慎终》）。一次唐太宗派人行贿官吏，事后又要杀受贿者，执掌法度的裴矩就直言指陈太宗是故意诱人犯法，与孔子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为政之道不符。为政相对开明的唐太宗对臣下的直言极谏虽然有时也听得耳热上火，但多能以理性战胜感情。

　　要讲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我听说君王所宝贵的唯在诚信。其后，唐太宗与侍臣议政，也引过孔子讲的“人无信不立”，并指出昔日项羽既入咸阳，已控制天下，如果能够力行仁义和诚信，谁还能夺取他的天下？房玄龄答道：（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一不可。殷纣王玩弄权术，侮辱“五常”，周武王就讨伐他。项羽由于没有仁义和诚信，虽一时拥有天下，但终为刘邦所夺取。

　　坚持谦让。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周易》讲“人道恶盈而好谦”，我的一言一行也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唐太宗曾问孔颖达：《论语》讲，“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何意？孔颖达答道：圣人设教化，想让人谦让，自己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要向才艺差、知道少的人求教有益的东西。《周易》讲，帝王炫耀聪明，上下情隔，“自古灭亡，莫不由此”（《贞观政要集校》卷六《论谦让》）。

　　此外，贞观君臣在论及君道、政体、封建、贡赋、礼乐、灾祥、刑法、贪鄙、公平、畋猪、规谏太子、教戒诸王、尊敬师傅、赦令、征伐和安边等时，也多引用儒家诸经，从中获取政治智慧。

　　以上史实充分显示，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唐太宗君臣取得的“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道教和佛教无法相比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