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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和“国学”类书籍的畅销交相呼应。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索—— “国学”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 作为一个侧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与圈子里的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叹中国古典文化边缘化的学术地位。可是另一方面，近几年媒体上却不断传出“国学热”、“国学年”的消息，这种冷热的反差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追溯“国学”近两年在中国复兴的脚步 2005年末媒体上出现了“国学年”的说法，因为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国学班，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同年12月，广州举办了“全国首届儒教学术研讨会”，被人推为新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蒋庆，拿出了《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的文章，引起了与会者乃至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大众文化层面，在这一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把传统节日法定化、公祭孔子、公祭黄帝等类的呼吁也屡屡见诸报端。 但也许2006年才可算是“国学年”。这一年，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学已经来到了自己身边。你看，先是易中天凭其如簧之舌，以“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样绘声绘色的、比《大话西游》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语言，树立了“学术超男”的形象，并且以招标的方式出版他的书，一时间，“易粉”、“乙醚”的名词满天飞，易中天如日中天，通吃天下。在此热闹形势下，北师大传媒教授，同时也是央视节目策划人的于丹则演绎了国学“心灵鸡汤”的新神话。而在这期间，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宣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全世界华人选出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为二十世纪“十大国学大师”。很有意思的是，宏大的“国学大师”海选、庄严的祭孔典礼之外，一个号称“国学辣妹”的女生，直言“重振国学”、宣称要“勾引孔子”，以夸张的形式，大大吸引了网民的眼球，把“国学热”的娱乐性推到极致。 海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倡导 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股潜流，半个世纪前就有不少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执著者。1958年，港台学者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公开宣示了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地再次掀起文化讨论热潮，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学者所持的弘扬传统文化立场，与港台钱穆、徐复观、南怀瑾及身处海外的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应。在这波被称为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中，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南怀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派的代表观点。南先生说：“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回顾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以前，捍卫与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主要还属于学术活动的范畴，但给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好了理论准备。此后，作为实践性的文化运动不断推行起来了。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大力推动读经运动，开始只限于台湾，后来发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新浪网曾以“王财贵带动2000万人读四书五经”为题。报道了他在大陆推行读经运动的情况。从思路上看，面向儿童的读经教育、高校的国学班，与梁漱溟等人当年所实验的“乡村教育”很有些相关，都属于踏踏实实的“下行路线”，是民间自发性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近十来年各地的国学活动，都已具有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意义，往往都伴随有相当规模的造势。譬如北大开办国学班的消息公布后，季羡林发表讲话，肯定其“有助于激发爱国热情”，张岱年也表示高度关注。人民大学招收国学班，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新京报》等媒体上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登载与记者的访谈录，以“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为主题的宣传攻势异常猛烈。媒体的介入，使这些国学实践，显得异常热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等发起倡议，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甲申文化宣言》，标志着国学活动开始了新的阶段。当然，“甲申宣言”仍然还是以民间的方式发布，但是因该宣言由最富影响力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发布，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指导性的意义就十分明显，并因而对政府和各种民间文化力量都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力。阅读“甲申宣言”，可以感受到参加者真诚、严肃的态度，我以为这是很好的一种文化建设活动。 “国学”类讲座、图书缘何成为新宠？ 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商业力量对前三个阶段的国学活动进行消化，把国学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这里，一批颇有市场操作经验的媒体、部分精于商业化规则的个人或群体、少数深受市场环境濡染的晚生后进，是这波热潮的主角。跟以前的国学活动相比，国学炒作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新特点，这就是：专业精神、责任意识淡了，操作、策划等手段充分得到运用，市场价值、名利意识更是走上了前台，成为目标。所以，国学炒作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不属于国学活动。不过，海选“十大国学大师”，炒作以讲《三国》《论语》起家的“学术超男”、“美女教授”，都达到了前几个阶段所未能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深厚、高端、遥远、神秘的国学与传统文化名著，竟然如同清宫故事一样可以“戏说”、“大话”，一样具有娱乐性、搞笑感，国学悄悄地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推到了千万民众的餐桌前。如此说来，国学炒作在国学推广中，是有其特殊作用的。 国学热虽然多半是炒出来的，是媒体在前台运作的结果，但如果商业炒作能使更多的人增加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在他们心中增多一个文化参照，也是好事。在市场炒作中有时出现的现象是内在价值低的商品淘汰高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提醒媒体：炒作国学的时候，能否更多地关注商品的内在品质？ 如何看待“国学热”？在此环境下“国学”研究者如何自处？ 思考之一：“国学”是否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核？ 礼赞国学，大力宣扬读经，主张以国学来振奋民族精神、重塑中国当代文化，主要基于以下事实：第一，当今中国文化真空般的现状：物欲横流、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一些人精神出现危机；第二，西方社会正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西方人士纷纷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解救现代文明诸多难题的资源；第三，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不解的结，有因果关系。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矫枉过正，那么现在就到了需要纠偏和重新拨正航向的时候，如今应该提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的“又新文化运动”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头到传统中寻求动力、寻找资源。但是，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光靠国学又是乏力的。 我同意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文中的一个立场。袁文根据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和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的观点，认为由于以儒学“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早已转化为社会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它已不可救疗，完全失去了构建社会制度的价值。但是，袁文没有进而指出，在非制度层面，包括社会价值观、人生理想、道德理想、思维方法等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仍有普适意义。这点恰好是《甲申文化宣言》的主题。因此，我认为，以袁先生的意见作为补充，那么《甲申文化宣言》应是中国文化建设较为稳健的策略。 从根本上说，解救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困境，需要认真研究现实的复杂问题，然后多方寻求解决之道，不可能存在“一网打尽”的现成方案。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曾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五四知识分子，一方面“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心态之下，他们找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他们的心目中已常常不自觉地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我想，五四时代救亡主题过于急迫，当时的文化界产生上述矛盾心态，似乎势所难免，而现在，我们不可再一次陷入同样一种急迫、功利的文化态度当中。 思考之二：如何看待“读经运动”？ 我不反对开展“读经运动”，更对“国学热”抱高兴的态度，对“国学炒作”也能理解。理由是：国学虽以“三纲六纪”作为核心，但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我们心态健康，有吸纳人类一切有价值文化的胸怀，回头到传统中就能寻找到真有价值的资源，给我们的现代化提供动力。 读经运动只要限于民间，只要不作为官方强制，就不可怕。纵使读的是全经，纵使采用的是旧时私塾式的教育方式，都不可怕，完全可以大胆试验。读经如能产生一批熟悉国学的儒雅之士，甚至如果有人愿意，选择穿汉服、通古礼，以儒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自处，也没什么关系。多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胸怀，接纳多元化的人生选择。 市场化经济环境中，通过商业炒作所推广的传统文化常常并不是很有价值的，而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学术专家却总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时，国学研究者该如何自处呢？ 我有两点意见，第一，国学研究者最高的境界是以学术创造为乐，把物质利益、世俗荣誉视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以诸葛亮所说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范文澜的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使一句空”的心态，抵拒一切世俗诱惑，甘做钱钟书戏语中的“荒江老屋二三老儒”。第二，国学研究者也可以分出一部分时间到书斋之外，与媒体、与大众广交朋友，借助媒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推广出去，让书斋中的思考化作一种现实性的社会力量。我想，一个学者倘若不是一心只想当“学术活动家”，或只惦记着炒作所带来的名利，而是把学术宣传、学术普及作为潜心学术的一个补充，就是健康的学术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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