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世修史，盛世编藏。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中华大藏经》刚完工不久，《中华大藏经续编》又开始进行。今年初冬，河北省佛教协会，在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宗教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完成了日本《蛀续藏》的编辑引进。河北出版界佛学界近年连续推出了中国学术界和佛学界急需的《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蛀续编》，以一地之力，做了全国的社科宗教研究者、全国的佛学实践者渴盼多年的盛事。

　　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全集。起初叫作“一切经”，后来定名为“大藏经”，“藏”有“保藏”的意思。因其内容十分广泛，故称“大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为僧人居士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所作的著述。此外还包括印度、中国的其他有关佛教史、佛教理论研究的专著。

　　在中国古代，大藏经的编辑，差不多是举国盛事。把最有智识的人，最有声望的高僧汇聚一起，修史编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好传统。而佛教故土印度国情有变，佛经散失，于是东土的佛经，东土的大藏经愈显珍贵，集中了全世界佛教的精华，也分明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

　　从隋唐辽金一直到现在，编纂大藏经成了一个朝代政治经济鼎盛与否的标志，当朝廷在征战和安民之外，有余力指向国家图书计划——大藏经，那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心情和国力，就可想而知了。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平定江山后最大的文化盛事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此前的佛经多是手抄本，如果人们为了永久保存，同时也像造像一样表达尊敬祈望的多种心愿，就把佛经刻在石崖或者石板上。摩崖石经和九百多卷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就是北宋以前的一种石头的大藏经。“以石存经”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房山石经刻制于隋宋辽金时代，而同时代纸质大藏经《开宝藏》早已在战乱兵燹中散失殆尽。

　　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先后有十几种官刻大藏经，差不多都是这种盛世举藏的情况，比如明初朱元璋立国之后就下令编辑《洪武南藏》，可能朱元璋并没看到完工，因而有后人又称其为《永乐南藏》——永乐年间完成，但朱元璋肯定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明万历年间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所记：“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说的是朱元璋立国之初，名刹蒋山寺经常举办大型法会（大战平息后，安抚引导亡魂），在洪武五年正月这一次最为隆重，会上，朱元璋亲命大德高僧校勘大藏经（此说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朱元璋虽然命令校勘藏经，但后来因事并没校成），实际明初几十年间，共有三部官版大藏经问世。刊刻于南京的两部称作《洪武南藏》，刊板于北京的一部称作《永乐北藏》。第一版《洪武南藏》刊成后不久，经板因火灾焚毁，印本流传极少。而在随后十年，第二版《洪武南藏》又刊竣。因为这两次刊板同在一地，并且先后间隔又很短，所以明末以后，人们已不知《南藏》曾有过两次刻板。

　　清朝也是在国力最强的18世纪前期，即雍正、乾隆两朝刻印了《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清藏》）。全藏共7168卷，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这部官印大藏经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历时6年完成。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不寻常的是，这部大藏经的底板至今保存完好，这是中国自北宋以来官私木板雕刻大藏经的二十多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底板。

　　从保存下来的经板中可以看出，古人印制大藏经是非常讲究的。《乾隆大藏经》全书雕版79000余块，每块版两面雕刻共计7600万字之多。令人赞叹的是八万块雕版无一块是拼接，无一块有疤痕，所有雕版全部要用秋后伐下的梨树放置十年以上，使其干透、定型、不开裂，才能用于雕版。雕版要求长60厘米、宽30厘米、厚5至6厘米，试想这需要多少棵直径30厘米以上的梨树？据载当年有专人从全国征购梨木至京城，因为有些材质不符合要求，皇上不悦，为保证《大藏经》的印制质量，下旨从内务府拨银重购……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大藏经》雕版，历经270年后，依然完好。

　　以后，200多年间，中国再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民国后曾出过两部铅印的大藏经）。一直到当代，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改革开放初现曙光，国家即委派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出面，调集学者方家，以举国之力编纂《中华大藏经》。经过13年的苦干，160多人的努力，这部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的大藏经，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

　　中国民间的壮举和信念

　　以上说的都是官刻大藏经，中国民间向来有编书写史的传统，何况对于万世经典的大藏经，广大善男女更是诚心索求和刻制。民间刻印大藏经，因所需浩大，个人财力微薄，整个过程显得尤为艰苦卓绝。在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两部私刻大藏经是《赵城金藏》和《碛砂藏》。这两部大藏经的出世过程，无不闪跃着中国僧人的血泪和信道者的忠心。两部大藏经分别与一位普通的山西妇女，一位女性出家人有关。

　　还是从头说起，宋元以降，汉传佛教趋向式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进，国人也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关系，同时虚云老和尚、弘一大法师等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佛学大师以身垂范，发愿弘法，佛教开始重新振兴，学术界也认识到佛教经典的重要，重印经典之风掀起。重印经典谈何易？此时北宋的《开宝藏》早已散失，而明清藏经也轻易不可得。这时国人只能借观东邻日本学者编纂的铅印本大藏经（这又开辟了另一路非常实用的翻印和使用大藏经的路子，河北佛协刚刚印制的日本《蛀续藏》就是这样一部非常实用的藏经）。

　　却说1930年陕西大旱，国民政府官员、居士学者朱子桥到陕西救济灾民，无意中在西安城內的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仔细鉴定，竟然是世人一直称道但又无所见的《碛砂藏》。虽然不全了，但制作精良，是经摺装本，在宋版书中，差不多是最为珍贵的了。以前国内外仅发现了这部藏经的部分残文。而朱氏在西安发现的几乎是全藏，这不仅是佛教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上海佛学文化界专门组织了“影印宋碛砂藏经会”，委派范成大法师带领照相技师等二十多人赴西安，检查版本，照相录制。检查结果：除去相同卷宗，两寺藏有的藏经共5226卷，与完整的《碛砂藏》比，尚欠576卷。北京松坡图书馆补齐了其中的三百多卷，尚有一百多卷的缺口。

　　到哪补齐这一百多卷呢？范成法师不辞辛苦，徒步行脚，走访秦晋各古寺。这一访不要紧，当他来到山西赵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洪洞县广胜寺的时候，在那幽深古寺，他看到了一千多卷唐宋古卷。上有宋景佑二年的跋文，刻印年代最早大概在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最晚也在金代，字体古朴，捐印的信士多为晋南蒲州人士……此版大藏经过去从未见过记载，在佛学典籍上可谓是空前大发现。范成法师，这位对佛学故典极为熟悉的江南僧人这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是1932年，所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的黄金十年中，中国文教界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各界人士纷纷赶往山西赵城县，佛宝亦被命名为《赵城金藏》。金有双重含义，既指金代的藏宝，又喻金子般的宝贵。

　　的确是珍贵文本，《开宝藏》早已散失，其他同时的藏经多不全，这部《开宝藏》的复刻本便成为复刻本中的孤本。当初这部藏经一共刊印了三十几部，而今全世界仅存这一部，当被视为国之瑰宝，稀世之珍。五十多年后以国家身份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其中主干部分（底本）仍不出这部《赵城金藏》。

　　出了名后也带来了新的变数，随之而来的七七事变，日军侵华，《赵城金藏》成了驻赵城日军的搜寻目标。晋冀豫边区太岳军区下令抢运金藏，四千多卷佛经被运往大山中藏匿。在与日军的遭遇中，八路军牺牲多人。解放战争中，薄一波下令把金藏从藏身的废弃的煤窑中取出，由军队押往北平图书馆保藏。等战事平定，国家专门从琉璃厂调来四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这部破损严重的藏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后来这部大藏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一起被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库之宝。

　　以《赵城金藏》为母本的《中华大藏经》出版后，国家曾指派专人将刚刚出版、尚散发着幽幽墨香的第一册《中华大藏经》送回广胜寺，供奉在《赵城金藏》原存放处———上寺弥陀殿内，成为与该寺的飞虹塔、元代壁画相媲美的“三绝”之一。

　　《碛砂藏》是另一个体系的刻本，它与《赵城金藏》几乎同一时代诞生，七百年后又几乎同一年份被发现。被发现后，又互为补充影证，为同一目的服务。更奇的是，它们最早的问世又与同一位奇女子有关。

　　关于这位奇女子，有几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笔者比对各种资料，了解女子生于长治，叫崔法珍。崔氏少时闻听过一位造访其家乡的河南僧人为表信念、断臂立志的故事，即被深深感动，恳求皈依。不论父母怎样劝说，女子心如石坚。父母只好同意女儿加入佛门。后来，崔女和众人一起投入“雕造大藏经版”运动，广泛化缘、募筹巨款。一时运城、临汾一带百姓施钱、施骡、施树，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此处要补一句：隋唐宋辽金时代，中国百姓有信仰者居多，其比例之大和信仰的诚挚毫不亚于当今欧美等国基督教信众，甚至更加坚忍不拔，因而整体民风纯厚，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乡村镇。大敦煌是怎样诞生的？就是信众以己身，以仅有的一点点财力，以永恒的盼望，在茫茫戈壁中雕刻出来的。于是可知，这种全民雕造大藏经的运动不是唐突的，也不是拔离于社会之外的。

　　整整30年过去，崔氏升为住持，大藏经终于雕刻完成，这就是《赵城金藏》。金世宗特降诏行赏，敕封崔氏为“紫衣弘教大师”。后来，崔氏宏法南下，进入宋地，听说苏州城陈湖碛砂延圣院刊刻《大藏经》，心生欢喜。崔氏的事迹早传到了这里，大家对有雕印藏经经验的她很欢迎，大家合力造经。在信众大会上，她宣传印经功德，把自己全部积蓄捐出，这时她的一个举动令全体信众震撼——突然从袖中抽刀断臂——少时那位河南僧人断臂铭志的精神肯定一直藏在她心里，这时迸发出来。崔氏的壮举一下撼动了姑苏城，大家捐资甚众，好多善信为了响应这位法珍女尼的号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可惜崔氏没等到《碛砂藏》印出的那一天就圆寂而去。

　　法珍逝世后，她的弟子们继承老师遗志，为了继续筹集庞大的经费，又有一年轻女僧，效法老师壮举，舍身断臂，再次掀起捐献大藏经的浪潮。后来，延圣院发生大火，加之南宋末期，国家垂危，所以大藏经的雕造一断就是30年。蒙元平定江山后，大藏经继续开刻，又过了近30年，才正式竣工。从崔氏最初断臂到最后完成，经过了大约90年，《碛砂藏》这个我国《大藏经》的重要版本，就是在充满牺牲的崇高氛围中，在三代人的血泪中诞生的。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

　　不就是一部书吗，为何所需如此浩大，如此艰苦卓绝？看了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重印《乾隆大藏经》时的一段描述大概就能明白一些：“这部广收佛典1675部，共7420册的天下宏著，若一册一册地摞起来有40层大厦那么高，一张张打开有200里长，可谓书林之绝品，天下之奇观……要搬运这些本身就是珍贵文物的雕版，需动用200辆次的大卡车。要将堆积如山乱如麻的8万块经版，按724函顺序摆放整齐，这真是世界出版史空前绝后的经历。”当年7月中旬，运送雕版的车队在军队的护送下，从国家文物保护库的地下室一直开到大兴某世代搞印刷的村子，该村的数百名居士全部用手工来重印了这部经书，重印工程全部完工用了四五年。

　　西来种子东邻开放

　　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古代和近代就有过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大藏经》。而且还因此成了相当流行的版本，如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大正藏》和《蛀续藏》。

　　赵宋皇帝下令雕印《开宝藏》成书后，高丽王朝太宗年间即向宋廷求《开宝藏》。得到《开宝藏》后，高丽王朝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公元1011年）开始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高丽藏因刻印精致，校勘精细而闻名于学界佛界。在它身上能看到宋版大藏经《开宝藏》的面貌。成为日后中国人造藏修经的重要参照。《高丽大藏经》还因其木刻雕版底本至今犹存而著名，为数约八万多块的大藏经版现藏于韩国陕川海印寺内，与《乾隆大藏经》的雕版并成为全世界仅存的两套藏经板。后来高丽学人又结合《契丹藏》（辽国皇帝命人利用宋《开宝藏》并结合北方流传的一些手抄佛经编纂成的藏经）造印了《高丽续藏经》和《再刻高丽藏》。

　　日本藏经很著名，虽然底本大多来自中华，但古籍保存的善全丰富，校勘的细致精确，排印的实用方便等，都使日本藏经有一种很强的适用色彩，为佛界学界喜爱，竟然成了现代社会最通行的大藏经。

　　日本最古的大藏经《黄檗版大藏经》（又称《铁眼版一切经》），是一位福建赴日僧人的弟子铁眼道光发心募捐集资雕印的，成书于17世纪下半叶（大概1673年）。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共完成6771卷。印量大，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乾隆大藏经》以后近两百年，中国无新藏经出，一直到了1909年，上海著名犹太商人哈同出资捐制了以日本经藏为底本的中国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这时日本藏经在中国学界知名度已经很高，大家重印藏经多以日本版的藏经为底本。哈同花园的女主人的罗迦陵，自小在中国长大，有法国血统，笃信佛教，与哈同结婚后，在哈同花园内辟建了频伽精舍。她聘请佛界多人，在精舍中编制翻印了由日本弘教书院请来的小字藏经《缩刷藏》，并命名为《频伽藏》（《缩刷藏》由日本弘教书院编印，又名《弘教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为底本）。

　　在所有的大藏经中，比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或者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习惯使用的大藏经是日本学者编的《大正藏》和《蛀续藏》。实际上这两部日本的藏经，吸引中国学界一百年了，于今终于为河北佛协在这两年间引进。他们先后出版了《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蛀续藏》，为中国佛学界、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很大贡献。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年）由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博士和渡边海旭主持编辑的一种铅印本大藏经。全藏共100册，其中中国历代大藏经传统收录内容55册，日本佛教著述29册、敦煌写经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佚佛典1册，图像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了严密博涉之校订，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即宋刻《资福藏》，元刻《普宁藏》，明刻《嘉兴藏》。此外《大正藏》含润了日本保存中国典籍的长处，不仅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所录经籍的内容，还广事收罗，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失传的重要著述典籍也收录其中，更收录了上世纪初在敦煌及其他地方新发现的写经。

　　《蛀续藏》，原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惠云，中野进慧等人于1905年至1912年编印。此藏收入了以往《大藏经》未收载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撰述多卷。其中有不少宋元大德高僧的著述在中国久已佚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佛学家楼宇烈先生论及其意义时说：“其中有1000多种典籍是在中国大陆已散佚、唯日本保存的绝版孤本。”因而《蛀续藏》甫一问世，立刻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后人评介，这部千载罕遇的编纂，事实上也凝结有中国佛教学者的心血。著名佛学家、出版家杨仁山就给日本的编纂提供了很大帮助，许多版本都是金陵刻经处提供的。

　　《蛀续藏》问世后，当时中国文人贤达梁启超、史一如、蔡元培、黄炎培、范古农、蒋维乔等64人具名发起引进翻印《蛀续藏》的活动，1923年商务印书馆如愿承办，影印500部。幸好中国及时影印，日本《蛀续藏》印成后，流传不多，藏经楼突失大火，存书被大火焚毁。日本急从中国回复引进。

　　上世纪80年代，为与世界佛教学术界使用率最高的《大正藏》接轨，日本佛教学者重新编排《蛀字续藏》，出版了新纂《蛀字续藏》。这次河北佛协翻印的正是这个版本。以前内地学界渴盼得到《蛀续藏》而不可得，偶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的，还是20年代的老版本，而这次河北佛协和河北出版单位影印了一千多部，在中国学术单位、大型图书馆、著名寺庙间免费广泛赠送，深得好评。

　　对于这次中国重印《蛀续藏》，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感慨道：“80年代初，人民大学没有《大正藏》，我记得我打了引进报告，校长亲自批准，花了12000美元，从台湾引进。那时12000美元的含金量比现在大得多！《大正藏》是比较通行的版本，编的很好。拥有《大正藏》，《蛀续藏》，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一个佛学家所需的佛教经典收全了。”

　　古代翻译佛经是一条艰苦的心路，你看玄奘走过的路就可知。两种语汇的交流，两种文明的相融，甚至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面貌。古代翻译家们创造了新的语汇，成为了现代汉语词汇基础（有学者说，两次翻译浪潮决定了现代汉语语汇，一次是古代佛经的翻译，一次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西学的翻译）。你能想象如果没有“世界、宇宙、教师、真理、实际、坚持、刚强、结果、原因、战斗、斗争”这些佛经翻译创造的词汇，现代汉语会是什么样子？

　　词汇之上是“道”，中国古人为永久保存佛之道动尽了脑子。房山石经的镌刻，缘起于中国佛教史上的两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灭佛，破坏佛寺、诛杀僧众，焚烧经卷。给佛教带来很大损失，有心者开始寻找不易毁灭的保存佛典方式。敦煌造像和石头上的大藏经都是在石头上作文章。实际，中国千年大藏经的历史是与敦煌平行的另一条心灵历史，大藏经是中国古人心中的另一个大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