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羊城讲堂”推出暨南大学古代文学教授史小军主讲的“《金瓶梅词话》导读”指出,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并不仅仅是普通人观念中的“淫棍”、“淫妇”,他们身上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4月1日《信息时报》) 史小军的新论一出,不啻于揭开了潘多拉盒子,激起了网友言辞激烈的挞伐。有人愤愤不平:“什么世道!!婊子都翻身了!!”有人痛心疾首:“现在的教授真是好无聊哦,一天到晚做些没有用的事。”还有人出言不逊:“教授也寂寞啊,一边拿着潘金莲的裤衩当扇子,一边赞扬潘金莲小姐具有明星气质。哈哈,我看这位教授和潘金莲挺般配的。”网友的愤怒让人哭笑不得,继而莫大悲哀。 1985年,“巴蜀鬼才”魏明伦写作的《潘金莲》粉墨登场,魏氏并不讳言要为潘金莲翻案,因此《潘金莲》一剧旋即引起了思想飓风。多年后,《南方人物周刊》在《“性解冻”1978-2006》中评价道:“荒诞川剧《潘金莲》,一反传统的偏见和成见,力图用现代意识重塑潘金莲形象,探掘形成其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成因,促使人们反思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传统婚恋观的枷锁。”该评价深得我心。从人性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潘金莲有理由追求幸福;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潘金莲实际上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如果从漫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潘金莲的血泪和悲苦,她的不幸与挣扎、她的沉沦与癫狂,她的无力与反抗,无一不浸染着封建强权的深厚底色,她是一个权利缺损的女人。 大约两年前,南京夫子庙要修建文化墙,选项中包括秦淮八艳。孰料,消息传出,遭遇了不少市民强烈反抗,理由是:秦淮八艳是青楼女子女岂能荣登大雅之堂?笔者曾感叹道:“在仓惶乱世、在帝国时代,礼教密织,庶民的价值判断大都单一化,青楼女遭辱有情可原。如今,社会日趋多元化,经过数年的启蒙洗礼后,老百姓依然固守纯粹的道德判断,这耐人寻味。”如果把恶骂潘金莲和拒绝秦淮八艳联系起来,带给人的冲击依然让人窒息——粗鄙化判断古人,不允许重新解读,并且扣上一顶硕大的帽子,这种不由分说的道德强权到底是谁之错?如果潘金莲是可恶的,造成潘金莲堕落的世道可恶不可恶?面对历史人物,亦步亦趋地跟随已有评价,只有“世人皆欲杀”,没有“吾意独怜才”,这多么可悲。 当然,史小军不是不能批评,潘金莲也不是不能异议,笔者认为在批评和异议之前,不妨多一些理性。动辄出口成脏,然后挥舞着道德大棒狂扫一切;听不得一点有建设性的见解,蓄积着饱满的仇恨情绪,看不惯的就骂骂咧咧,这不可取。拿道德说事,用道德去苛责潘金莲,恰恰说明了潘金莲就是检验国人的道德试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