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对所谓「中体西用」的内涵与延伸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许多人对当初张之洞此说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如严复就说这是「马体牛用」。某些学者的看法，认为文化是不啻是一种「整体性」的深刻层次，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谓的「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就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唐德刚所说的「文化倒灌」其实就是一种优势与劣势间的交流，只是主流派的是汉民族而不是其它种族而已，这种现象，套句庄子的话，就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他们与我们，之间与之间，是谁也无法独立于谁之外的。 就以现今台湾来说，事实上文化绝对属于多元，试问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观之下，要如何以「整体的」文化概念去分析？又要如何看出其中涵盖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于日本、韩国（哈韩风）等所谓「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整体性」？如果说把台湾现今文化看成是「整体性」，那整体性里头的多元部份，不就正是由局部的融合与交流而来？——何尝有全部而又绝对的全盘变动与转移呢？ 说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其实只是一种抽象而又空洞的说法。 其实「中体西用」的提出已经约略提到了这方面，但后继论者过份拘泥在「体」「用」的形式，而持此说者在面对全盘西化者的诘难时，又不免含有太多的卫道情绪与「天朝信仰」，以至于自顾自盼、自说自话。历史学者陈寅恪的看法近于中体西用，却又不全然于中体西用，因为他不像张之洞过分将「体」局限于纲常名教，陈寅恪着重的是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与「独立性」（这就是他所谓的「体」），所以他反对全盘西化、所以他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从「整体性」的思维来看，要一个文化去「全盘」「牵就」另个文化，事实上除了灭族灭国之外再无其它可能，要走全盘西化的路是不是就该这么做？全盘西化论者当然不可能如此认为，但也不能提出妥善的响应与解决，如此看来，陈寅恪的说法其实深刻了解到当时文化论战两派间的不足。 要谈当年的中西文化，就不能不提到胡适，很多人认为胡适早年提倡全盘西化，晚年则是部份西化，事实上，我认为胡适对所谓全盘的说法与定义一直是相到模糊的，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并不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他又肯定西方文化是进步文化、是现今的主流文化，其实这并不互相排斥，以他对科学的提倡来说，他认为目前西方的科学（不论是态度还是方法）都比中国好，在这种认知之下，他反对「中国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说法，晚年遭到围剿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胡适的意思并不是说西方样样比中国好、所以中国样样要学西方，他只是希望「战后的中国」，不管是国民党的台湾、还是共产党的中国（其间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现象与意识形态，非本篇主题，暂且不论），在对「科学文化」的认知与态度上，能提升到他心目中所谓「进步文化」的标准。（当然，科学发展至今引起不少的争端，人生于世，需要的不止是科学带来的理性，文学与艺术带来心灵上的感性也是充实生命的方法，许多人已经开始思想人文与科学间的交会问题，不过这是后话了） 胡适的「文化主义」，其实并不含有「全盘」或是「体用」的问题，他是包含两者却又超乎其上的，一如前述，胡适有个前提，就是他认为西方文化是进步文化、是现今的主流文化，在此前提之下他主张「充份世界化」（全盘西化只是他的语病与语意不清而已），主张我们的传统文化主动去接触现今的进步文化、主流文化，在冲击与消磨之间，去芜存菁，能保留下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文化，在此情形之下「本国本位」指的就是我们的肤色、语言、文字，所以压根也不会产生该用筷子还是刀叉、该说英文还是中文的疑问。因此胡适的文化观也不涉及体用之分、文化的概念也没有整体或是局部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进步与否的。 以上浅论二人的文化观，重点在诠释我对胡陈二人的面对中西文化所采取的因应与看法，其间当然不涉及二人思维间的缺陷与实际实施的可能（毕竟这篇文章只是读书心得罢了）。 另外的感想则是——陈寅恪当年早就想到的事，五四之后的三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台湾又发生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两派人马论了半天、战了又战，甚至引此发生学术界的丑闻（请见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如今我们冷然回眸，亦不禁冷眼旁观，沉思默察而又了然于心而形诸笔——这些论战又有谁跳出了当年五四的范围了？ 问题的答案也许在，不是因为当年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而是以五四那种独有环境所产生的「思想启蒙」历程来看，全盘与体用根本是只适合在那个时代该有的命题。近代以前的中国并不是没有遭遇过文化的挑战，但大都只是部份的改变与变化而已，可是当文化的核心与价值遇到强烈且全盘的打击时，真正警觉到事事不如人、强敌伺环，却已经是被列强用武力打开家门的时候了，于是乎，开始有反省与否定的呼吁、救亡图存。只是，现今谈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了，毕竟要全盘西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本位与民族主义的问题，全盘西化者当然不能否定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也拿不出解决的理论或是实行的可能。——而我所谓的不切实际，自然是全盘与体用无法解决当时的问题，同时也无法因应现代的潮流，回首沧桑，古事今情，固然感觉怅然，却也让人有了经验，不再迷路也不再彷徨，不管是西化还是体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好、中西文化论战也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创造的转化」或是「转化的诠释」，也许这才是应该发展的关系。 近代中国，在夕阳的黄昏里、在风霜的烟云下，我们行文公论，对他们、对这些主张，也只能「送行者皆自崖而返，而君自此远矣」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