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其实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一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他们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馆、青楼，以及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靠近临安的泉州，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虽说只红火南宋元初一段，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细与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都形成了官民杂处、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为此瓦解而商业街、夜市出现并兴盛，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美。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以为能赔给人家几万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便足以买来平安，照旧可以灯红酒绿，颠鸾倒凤。结果呢，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不过人家的铁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但是，当时的中国城市，如泉州、广州等，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行政性的，这一来，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平心而论，这种转换，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所以，宋代的各类建筑都很发达，尽管没汉唐的大气，却在艺术上，也包括技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华一梦”，都可以从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来。过于艺术化、梦幻化，是否会因此轻飘起来而失重呢？但责任并不在艺术，也不可归咎于梦幻。

　　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他笔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来的繁华、富裕，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华丽、雕梁画栋”；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艇画舫，相映成趣，让人赏心悦目……光他这些描绘，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也许，这可以回答文前学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