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产生了一批敷演仙佛和妖异故事的白话章回小说，即鲁迅先生所谓“神魔小说”，其最著者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今江苏淮安人。他幼年“即以文鸣于淮”[1]，但因性格刚直，不肯阿世[2]，一生潦倒失意。只晚年作过一阵小官，终老于家。吴承恩生活于明朝中叶，一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其人生最重要的青壮年时期（21岁至66岁）生活于明世宗朱厚熜的嘉靖朝（1521—1566）。以上所谈及的作者生平、性格、所处时代以及明中叶以来社会上兴起的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对《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及表现内容都有重大影响。下面各节对此还有详细论述。

《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浪漫主义小说，主要叙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八十一难，去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小说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性格鲜明饱满的人物，营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因为小说内容的“奇幻”及杂有大量的佛道术语，旧时一些文人便穿凿附会地把《西游记》说成是“谈禅”、“释道”的书[3]，显然不足为据。“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4]《西游记》的故事虽然奇幻，但决非向壁虚构，而是扎根现实。下面要论述的帝王形象就能有力地证明上述认识。

一

《西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帝王形象，从身份上分，有“神仙世界”的帝王，包括最高统治者玉帝、四海龙王、十殿阎罗等；有“人间世界”的帝王，包括傲来国国王、唐王李世民及西天路上九个国家[5]的国王。但这些帝王形象并未如其身份差别那样“泾渭分明”，而是都打上了现实的印记，“都流注着世间庸主的血液”[6]。因此，还是把他们放在一起整体分析合适些。

《西游记》中的帝王不啻是中国千余年封建王朝大多数昏君的缩影。这些帝王们往往偏至自大，昏聩无能。如玉帝，当孙悟空“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时，玉帝自大地认为这石猴只是“天地精化所生，不足为异”[7]（第一回）。直到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搞得天翻地覆时，玉帝居然才问“这妖猴是几年产育，何代出身，却就这般有道？”（第三回）。后来巨灵神、哪吒等天将大败而归，要求增兵时，玉帝就已有些沉不住气：“谅一妖猴有多少本事，还要添兵？”（第四回）。后来，孙悟空偷蟠桃、骗御酒、盗金丹，第二次反出天宫，玉帝对孙悟空就已经变得“悚惧”了（第五回）。孙悟空单枪匹马反抗天庭的行动，竟搅得玉帝焦头烂额；而玉帝对孙悟空由开始的不以为意到后来的束手无策，则十足刻画出这位“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的自大昏聩来。西天路上的君主也多是如此。在车迟国，唐僧师徒比赛祈雨获胜，车迟国王本要放他们过去，但虎力大仙巧言令色一番，“那国王昏乱，听此言，却又疑惑未定”（第四十五回）。在后面的斗法中，作者不断提醒读者“那国王着实昏乱”，“真个那国王十分昏乱”。而当唐僧在隔板猜枚中猜出柜中是“破烂流丢一口钟”（一种无袖左右不开衩的外衣）时，皇帝竟恼羞成怒，喊道：“这和尚无礼！敢笑我国中无宝”叫左右“拿了！”

这些皇帝第二个特点是“轻贤”，按孙悟空的说法：“那玉帝不会用人！”（第四回）。联系作者的生平，可以想见吴承恩是有感而发的。孙悟空本领高强，却只被玉帝派了个“不入流”的弼马温来做（第四回）；而能与孙悟空棋逢对手的二郎神也只是“享受下方香火”的凡仙（第六回）[8]。凡间的君王也大多如此。即使是“清平有道的大唐王”，在他治下，刘洪杀人劫妻，伪为州官多年居然无人知晓（《西游记》附录），其各级官僚的人浮于事就可见一斑。帝王对人才的轻慢，自然造成“文也不贤，武也不良”（第六十二回）的局面，帝王们更加忠奸不辨了。“水性”的宝象国国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与黄袍怪“认了亲眷”（第三十回）；乌鸡国国王同青毛狮子精“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第三十七回）；车迟国国王拜三只畜生为“国师兄长先生”（第四十四回）；比丘国国王认梅花鹿精作“国丈”（第七十八回）……这些妖魔鬼怪不就象征着那些手握权柄，祸国殃民的奸佞之人吗？

这些帝王的第三个特点是色厉内荏，徇私枉法。如孙悟空闯地府一段。阎罗王主宰一切生死，平素看来似乎铁面无私。但当十殿阎罗看到“相貌凶恶”的孙悟空轮棒打上森罗殿时，一个个胆战心惊，只会高叫“上仙留名……上仙息怒”，乖乖地命判官送上生死簿（第三回）。他们对弱小者（或表面看来弱小）极尽压迫之能事；但对方一旦势大力强，马上又赔笑拍马，卑躬屈膝。在这些帝王的治下，有点田地的农民“就要养马当差，纳粮办草”，过着“黄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的日子（第六十七回）。“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朝廷压迫的罗网（第四十四回）。这些皇帝对百姓作出一副“秉公执法”的表情，如凤仙郡的上官郡侯只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玉帝居然就设下米山、面山、金锁三物，要“鸡嗛了米尽，狗餂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梃”，方才下雨（第八十七回）。为一己之私怨，竟令一郡百姓三年无雨，这是何等的“公平”！而他们对权高势强或沾亲带故之人却又徇起私来。泾河龙王违逆天条，按律当斩，唐太宗却应允为其说情[9]（第九回）；乌鸡国国王冤死井底“无门投告”，只因那青毛狮子精“神通广大，官吏精熟……海龙王尽与他有亲……十殿阎罗是他的异兄弟”（第三十七回）；黑水河河神被小鼍龙霸占府邸，但“西龙王是他母舅”，不准状子，只好“没奈何”（第四十三回）。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人间社会官官相卫的黑暗现实。

二

上面简单勾勒了《西游记》中的帝王群像，折射出一千多年来封建帝王（包括官吏）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0]。如本文开头所述，作者生活于明中叶，其青壮年又处在嘉靖朝，所以《西游记》中的帝王形象还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崇道、抑佛、恣欲。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长达45年（1521—1566），当时文有杨廷和、海瑞，武有俞大猷、戚继光，皆为一时之选；但嘉靖帝内任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外则倭患不断。而他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11]。鲁迅曾论及道教的盛衰情况：“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12]嘉靖朝正处于明“中叶”，“其‘奉道流羽客之隆重’， 实也不下于‘宋宣和时’。”[13]嘉靖皇帝先后封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真人，不理朝政，对道士言听计从。试看下面两则史料：

“嘉靖五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真人。……巳，为祷雨辄应，命为致一真人……嘉靖十八年九月，上谕辅臣曰：‘朕欲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太仆卿杨最上言：‘圣谕至此，不过信方士调摄耳。……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14]

“陶仲文以仓官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15]

对当时的这种崇道之风，作者当然不会置若罔闻。在《西游记》里，道士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16]，而帝王们往往崇道。比勘上引史料与《西游记》，我们发现嘉靖帝迷信道士的三个阶段（“祷雨辄应”，“调摄”长生，服食“房中秘方”）[17]在《西游记》中都能找到印证。如乌鸡国国王与妖道结为兄弟，是因为这个“全真”[18]“能呼风唤雨”，使干旱三年的国土“顷刻间大雨滂沱”（第三十七回）。车迟国“民遭亢旱，天无点雨，地绝苗谷”，而三名妖道“呼雨唤风，拔济了万民涂炭”（第四十四回）。后又发展为求长生。如玉帝，他苦历一千七百五十劫，“如许高龄，还要饵食丹药，继续延年益寿。……他同意在兜率天宫，养一名老道——道祖太上老君。这个道教的祖师爷对玉帝不称臣，朝朝日日炼丹，供玉帝做什么‘丹元大会’。”[19]而求长生又往往与贪恋女色联系在一起。如比丘国国王，他迷恋白面狐狸所变化的“美后”，弄得“精神瘦倦，身体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为了贪欢欲求长生，听信妖道谗言，要取千余小儿的心肝作药引（第七十八回）。这三种道士迷惑帝王的方法是递进的，越往后帝王对道士的依赖越大。帝王们对道士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四个大天师来奏上：‘太上老祖来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第五回）

“黄门官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 设了绣墩，躬身迎接。”（第四十五回）

“只听得当驾官奏道：‘国丈爷爷来矣。’那国主即扶着近侍小宦，挣下龙床，躬身迎接……就使左手绣墩上坐。”（第七十八回）

“陶仲文……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20]

前三则为《西游记》中原文，第四则为沈德符（1578—1642）所作野史中记载。两者甚至连细节都极为相似，可见吴承恩所写是有所本的。

要“惟道独称尊”（第七十八回），必然要打击其他宗教势力（只要是佛教）的发展，即抑佛甚至灭佛。历史上打击佛教最甚者有所谓“三武一宗之厄”，而在嘉靖朝，对佛教的打击力度也很大。吴承恩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他既嘲佛又常常宣扬“佛法无边”，但对佛教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一直表示同情。这体现在他对车迟国、祭赛国、灭法国三国的描写上。车迟国的僧众祈雨未果，于是被搞得衣衫蓝缕，“拿来与仙长家佣工”，受尽折磨（第四十四回）。这明显是受道教排挤的结果；祭赛国僧众“一个个披枷带锁，沿门乞化”，更有人被“千般拷打”，只为金光寺塔顶舍利被盗（第六十二回）。这是“朝廷失政”的缘故；灭法国最为极端，国王“曾因僧谤”，于是“许天愿，要杀一万和尚做圆满。”孙悟空最终是教育了这个荒唐的国王，让“灭法国”变成了“钦法国”（第八十五回）。总的来说，抑佛是作为崇道的反面和补充来写的，其生动性与深刻性不如前者。

嘉靖、万历年间，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继承并发展了陆王心学，越发离经叛道；与此同时，和心学颇有相通的禅宗，也在文人阶层中广泛渗透。他们高扬个性，肯定人欲，对当时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潮在《西游记》中也有反映，其一就是塑造了恣欲的君王——西梁女王与朱紫国国王。他们与比丘国国王不同，后者纯粹是对肉欲的糜烂追求。“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21]她宁肯舍弃皇帝之尊，而愿与唐僧结为夫妻。当她看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时，“心欢意美之外，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鸾也？’”而此时的唐僧却“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进一步“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和我……匹配夫妻去来’。”唐僧去战战兢兢，居然掉下泪来（第五十四回）。这些描写把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观点掉了个个。平心而论，吴承恩毕竟还是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他称女王的感情为“淫情”、“爱欲”，写女王知道匹配无望后“自觉惭愧”，都透出作者男女观的时代局限。[22]但我们又的确能从书中感受到上述判断，感受到女王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形象。这也许是我们现代人对它的一种“再解读”，一种“误读”吧。[23]

朱紫国国王则是一位专情的君王形象。皇帝有后宫三千，喜新厌旧对其来说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个朱紫国国王却不同，这从朱紫国的国名即可看出端倪。[24]他因金圣娘娘被妖怪掳去，“双鸟失群，竟“忧疑”致病，长卧不起。孙悟空提出要拿与金圣娘娘相认的“表记”，“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却似刀剑剜心，忍不住失声泪下”（第七十回）。这位被猪八戒谑为“为老婆就不要江山”的皇帝此刻更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普通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三

如上所述，《西游记》成功塑造了一批帝王形象，他们既有普遍的象征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但毋庸讳言，这些帝王形象在塑造上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从思想上看，作者虽然批判帝王昏庸腐朽的统治，但幻想的只是一种明君贤臣的统治局面。认为只要“诛灭妖魔，国君‘心灭种种魔灭’，就可以成为有道的明君。”[25]另一方面在对帝王的描写中时杂有因果报应、宿命论等消极成分，如乌鸡国国王因误将文殊菩萨送入御水河中浸了三日三夜，于是文殊菩萨令狮子精推他在井中浸了三年。并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第三十九回）。在艺术上，因为这些帝王并非作品描写的重点，着墨较少；加之作者阅历所限（一生处于社会中下层，对统治阶级最高层无直接感受），所以塑造的帝王人物往往是类型化的，并无太多鲜明的个性。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虽然小说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很多侧面，我也试着作了些比较分析。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却要比社会学的配方复杂的多。”[26]如果简单比附，就是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了。

注释：

[1]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转引自《西游记·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以下[2]、[3]皆转引于此，不另注。

[2]参见其《赠沙星士》诗：“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射阳先生存稿》卷一。

[3]参见悟一子《西游记真诠》和悟元子《西游记原旨》。

[4]清·袁于令。西游记题词。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依次是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西梁女国、祭赛国、朱紫国、比丘国、灭法国、天竺国。

[6]李希凡。“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谈《西游记》的现实性。文史知识，1986，（8）

[7]本文征引《西游记》原文皆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下只标明回数，不另注。

[8]按：二郎神杨戬乃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所生，当年玉帝阻挠此事，故与二郎神有隙。此又从侧面显示其记怨轻贤的面目。

[9]苏兴在《〈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中写道：“《西游记》写有各色的帝或王……其中只有唐太宗被写成虔信佛教，颇有民主作风（可与臣子魏征对奕，并能同取经和尚结为兄弟）的可敬佩的皇帝”。按：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愿望，当涉及某些具体细节的描写时，唐太宗仍体现出某些人君的不足。

[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西游记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1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2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幸”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按：孙悟空的师傅菩提祖师虽是个正面的道人形象，但其实这个神仙也是佛道杂糅的。

[17]按：这种三阶段分类参考了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

[18]按：金元以后道教基本上分为全真和正一两派，事实上全真道不尚符箓，不事烧炼。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全真”只是道士的泛称。

[19] 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西游记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21]李灿朝。“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的总体趋向。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3）

[22]注[21] 李灿朝文认为“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背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作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按：李文认为女王是“作者所肯定的……正面形象”，似可商榷。小说中的女王在作者的本意里其实是作为阻碍唐僧西行的“心魔”（在这里是对唐僧的色诱）而设的，而唐僧最终的离弃女王也表明他克服外惑，“明心见性”了。女王积极的正面形象只是作者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下意识”流露出来的，并非作者的本意。

[23]或称为“正误”，是指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义有所抵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这种“误解”看上去又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参看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第十五章。

[24]按：“朱紫”二字来自《论语》：“恶紫之夺朱也”，在小说里象征国王痛恨（“恶”）赛太岁抢走了金圣娘娘（“夺朱”）。

[25]赵明政。《西游记》思想倾向琐议——兼谈评价《西游记》的方法。西游记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26]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 西游记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