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摘自汪宏华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稿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三国演义》是历史、哲学之上的高级文学作品，具有整体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它的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主体则是“三国五方”。另两方是半隐形的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是他们用自身蜕变的张力使国家经历了三二一趋势的对立和统一，重生和飞跃。诸葛亮在徐庶走后做军师，倚托刘关张之人和，呕心打造汉室正统皇帝刘禅这一天时。司马懿则悄然占据曹魏之强势地利，且在曹操杀另一主簿杨修，智囊丧尽后获宠。旋即坐享大国新正统皇帝曹丕之天时。但司马的成功在于比诸葛更重人和，其幕后高人司马徽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诸葛亮虽失败却是推动思想创新、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失败带给他的最后醒悟更使他成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王者。从此，《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将从纷争走向统一，并启迪更多新思维。

关键词：高级文学、三国五方、儒法混、仁义勇智慧

一、《三国演义》“演义”的是历史之上奥妙无穷的哲学

数百年来，一部完美得无以复加的《三国演义》却被许多好事者寻章摘句、数黑弄黄。有人从中衍生出误人子弟的“厚黑学”；有人说它的主人公诸葛亮是奸臣；有人认为罗贯中不过是个说书人，为情节好看而虚拟妄称、擅篡历史；最高的评价也仅仅是认为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已……面对这些，笔者常常只能仰天作司马徽之叹：好！好！好在天才就是天才，果然不落俗胸。

为什么当年浩瀚无边的魏、蜀、吴三国只用几十年就归晋了，而尺幅大小的《三国演义》却几百年都统一不了呢？不是因为精神国度不能统一，不是因为作古的诸葛亮、罗贯中无口申辩，也不是我华夏后继无人，是天时不到！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运用密不透风的“回护”之法将叛逆思想掩盖起来了。有道是英雄惜英雄，在封建时代即便有人看懂了也不能明说，唯有心领神会。《三国演义》需待知己，而知己却需待天时。笔者以为现如今《三国演义》的真谛不应当继续被隐藏了，中国需要她，世界也需要她。于是尝试着将几百年前罗氏的本意毫不保留地传播开去，从此我只需无愧、孤独地等待。抑或像罗贯中一样再等几百年，抑或海枯石烂……

笔者认为罗贯中先是从《三国志》等史书、民间故事以及“三国”前后的朝代变迁中，感悟出了引起天下分合变化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之后再回到具体的“三国”时代，用通俗的语言和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文学作品。它虽然相对于历史是残缺不全的，但相对于它自身的哲学却一一对应，甚至一个人不多，一支箭不少。正所谓：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在罗贯中眼中，史、哲、文的关系是哲学高于历史，文学高于哲学。“演义”二字就指这一境界的高级文学，而不是历史之上或之下的普通文学。所以要完全看懂它需要两步：一是看表面文字，打打杀杀、尔虞我诈，以获得感官享受，即好看。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内在的哲学理念，化解阅读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最终与作者产生共鸣并升华至文学的真实境界。除此之外，如果想了解“三国”历史就应当去看《三国志》，那里更可靠，因为《三国演义》是从它“通俗演义”而来。

罗贯中在引用史料演绎他的世界观时，坚持的增削原则是大事件尽量遵循史实，小事件则不拘一格，以使其更具有合理性与普遍性。就归纳法而言，小事件的虚与实也确实无足轻重。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罗贯中在达到哲学与文学上的对应之后，还做到了“七分”尊重史实。几乎让历史、哲学和文学三者重合。这不得不让人相信他的确是触摸到了“三国”历史时期人性和社会的本质。不愧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这种重合程度在中国四大名著中也只有《三国演义》达到了。

高级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比现实社会更强的内在协调性和统一性，就像自然科学实验需要对环境和条件作理想化的设定一样，所以也可称其为试验文学。高级文学借助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哲理，赋予陈年的历史和行将衰朽的作者自己以独立、弥新、永恒的生命力，使作品一旦完成便能脱离于它的历史原型和作者本人而存在。与读者懂不懂“三国”历史无关，与作者生死或留不留姓名无关。任何时代、地点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阅读。同时也保护了作者自己。这是普通文学所不具备的。社会科学在它的高端与自然科学相通。

《三国演义》阐发的哲学在人性上的体现就是：从性恶到性善，到性三品，最后到性善恶混。远了说，秦是性恶的胜利，汉是性善的胜利。近了说，曹操先发制人是性恶的阶段性胜利，刘备的后来崛起是性善的阶段性胜利。而三足鼎立则是性三品的胜利（性三品始于西汉董仲舒）。最后三国归晋则是高深莫测的性善恶混的胜利。期间诸葛亮虽促成了三足鼎立，但不是性三品者，他也是性善恶混的始作俑者之一，只是他的创新程度还不够完全，加上他在立蜀的过程中蜕变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所以功亏一篑，败给了境界更高，能人辈出的司马家族。那么性恶混究竟是什么呢？

二、“三国”的分合变化源于哲学创新的动力

小说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然而，社会前进到汉末，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和智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统一天下的方法论都不是很管用了，人心思变。比如曹操试图用秦始皇的法家思想统一全国，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只统一了北方；刘备试图用汉高祖的儒家思想匡复汉室，也只做了个西蜀帝王便“中道崩殂”。至于儒法同赋的孙权则是偏安一隅、静观待变。他们最终都被安置在了性三品的矛盾体中，无法动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朝代的分合没有简单地重复呢？是推陈出新、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促使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演进。这种新思想就是性善恶混或曰儒法混。具体就是先用“外儒内法”逆取天下，然后转用“外法内儒”顺守天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它与西汉末扬雄的善恶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不同，孙权的手段是忽儒忽法的权变，比如他可以做到比关羽更儒地“义取荆州”，又可以做到比曹操更法地明杀义士关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曹操的法家表面还覆了一层薄薄的儒皮，刘备兄弟的儒家内部还藏了一根细细的法芯，且都经历了一个起落变化的周期。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一新的特征，所以能在性三品中暂时互容。不过仍然不影响他们法或儒的整体定位。

关于顺守的“外法内儒”新政，诸葛亮曾向法正解释过，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一段时间。如他先是认为秦朝太“暴虐”，汉朝又失于“宽仁”，之后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佳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从此军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实践证明这种理念比法、儒都更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过小说主要演绎的是儒法混的中间阶段，即从“外儒内法”到“外法内儒”渐变的阶段。

创立这一新思想的代表除了诸葛家族外，还有司马家族。但二者之间，诸葛属于新而不锐，司马属于既新且锐。两大集团的同时出现也说明它不是偶尔的个人灵感，是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是时势造英雄。这两大集团尽管早在三国鼎立形成之前就早已潜存，但他们不是国家的分裂力量，而是聚合力量。他们促成“三分”的做法就像孔明答张昭曾说过的道理一样，给人治病前需先给他调理，待其气脉和缓再下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他们认为国家的长远发展重于一时的安定，要注意的只是对付旧势力时需用智慧，不能硬拼。他们的办法就是用性三品理论一边将三大旧势力均衡分立、关系和缓，一边自己暗中蜕变、强大，待时机成熟再回过头来将三国分而灭之。

两大新势力的关系是，诸葛家族处在明处、低处、弱处，属于第一梯队；司马家族在暗处、高处、强处，属于第二梯队。他们首先是力合一处，共同对付旧势力曹、孙、刘，且都是希望先建立三足鼎立。但就在诸葛亮脱颖而出，决心要将三者分而灭之的时候，暗处的朋友司马却先将矛头对准了他。

整个国家就是在他俩蜕变张力的作用下，完成了三二一趋势的对立与统一，重生与飞跃。诸葛亮和司马氏就像两派太极高手，将天下翻手是云，覆手为雨。当他们合力时，天下分；当他们对决时，天下合。需要说明的是诸葛一方虽然消亡，但他们却将有效能量传递给了司马。也就是说司马的强大是因为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能量，晋朝的历史性飞跃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并非是司马一家独创。但如何利用他人，则需要大智慧。

三、诸葛亮的宏大理想和高超手段

此前人们不明白作为超一流智者诸葛亮为什么要誓死效忠于智术浅薄的刘备和刘禅。其实他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矢志于刘氏天下。他知道汉家“气数”已尽，王道理应更新，早在草庐躬耕时他就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接下来才答非所问地补充以“每常自比管仲、乐毅”。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称帝，是欲与诸葛瑾和诸葛诞兄弟联合打天下，最后拥小弟诸葛均称帝。在《三国演义》中诸葛均不只是诸葛亮的陪衬人物，他在自己的门上大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吟诵的是：“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当刘备第三次至卧龙岗时，诸葛均与刘备兄弟擦肩而过之后是“飘然而去”。张飞曾说他“此人无礼！”在诸葛兄弟看来，刘备兄弟只不过是自己的垫脚石而已，世人眼中的所谓“贤相”是不存在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诸葛亮性善恶混的思想决定了他虽然夺天下时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但守天下却是主观利他，客观利己。其中夺天下是手段，守天下是目的。就像现代有些儒商，创业阶段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而在梦想达成之后又会按照孔孟之道将大部分的财产用作慈善。诸葛亮的这一思想虽然比不上明清时期的“人性四向”，但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最新最好的，高于稍一安定就贪图色、名、酒的刘、关、张。

为什么说诸葛亮有夺天下之心，而且是用外儒内法的手段呢？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没有！他在赤壁之战后就利用荆州问题制造孙、刘矛盾。先是用声色弄死了原本年轻、健康的刘琦，使矛盾激化，然后又暗中联合国内外势力（包括诸葛瑾），依次间接放倒了庞统、关羽、刘封、张飞和刘备等人。试想，诸葛亮如果是专心为刘备打天下，他会违背“隆中对”的计划而哭诉着请求刘备放弃重要战略要地荆州吗？而且还是以东吴重臣诸葛瑾的全家性命受到威胁为由，一反当初他为公不为私的允诺。就连关羽都能一眼看透那是孙权耍的低级阴谋，诸葛亮不会不知道。诸葛亮就是抓住了刘备、关羽素重兄弟之义的特性而完成了自己的“斩首”行动。属于典型的外儒内法。

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当初说荆州和秦川必须两路同时进兵方可战胜强大的魏国，但诸葛亮却怂恿关羽单独进攻樊城，自己则呆在成都陪刘备享乐，而且当初调过去的张飞和赵云一个也不还回去，只拼命送给关羽各种爱听的话和荣誉证书，以封住关羽求援的嘴，使其无限膨胀。诸葛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言自明。其实在华容道时他就显露了要除掉关羽的意图，只不过是先试试而已，看看他们兄弟是否真的会“但求同日死”（立军令状还有其它用意）。试验的结果让诸葛亮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他后来便几次点名要关羽守荆州，而且是“非云长不可”，所谓欲抑先扬。实际上无论从能力还是性格上说赵云都更适合。比如说张辽虽能力不及却因为心态好而守住了合肥，他就是作者为云长设置的对比人物。另外，出事前由关羽、刘备潜意识产生的噩梦“黑猪咬足”、“神人击臂”也同时指向了诸葛亮。

诸葛亮客观上帮助刘备建立蜀国，主观上则是为了形成了对诸葛家族一方有利的三足鼎立之势。因为失去荆州和关羽也就决定刘备失去了晋级的基础，而自己则依旧可以通过东吴兄弟的配合实现从秦川和荆州两路夹攻。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现了另一个蛰伏多时的人外之人——司马懿，他用同一类型但更精良的武器将他淘汰了。其中，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变故就是后起之秀陆逊突然光芒四射，压住了此前为谋求荆州兵权而四处斡旋的诸葛瑾。陆逊意识到荆州地理的重要性，自领荆州牧。他采取的是对东吴有利却对西蜀不利的假联合，实观望的战略。当兄弟配合无望之后，诸葛亮又急中生智将心腹孟达这颗棋子迂回安插在了新城、上庸，权作荆州线路的替代。但不料又被司马懿及时打掉。万般无奈之际，诸葛亮只好又回过头来求助于陆逊，并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他。最终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关羽的覆辙，变“走麦城”为“走祁山”。在荆州配合上，自关羽——诸葛瑾——孟达——陆逊是逐渐失落的趋势。诸葛亮被司马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顺便要说的是，近期有些研究者发现诸葛亮有杀关羽的嫌疑就叫嚷着说诸葛亮是奸臣，应赶他下神坛。有那么简单吗？须知这一疑惑只要稍有细心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笔者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三国”时就发觉并记录下来了。但做学问不能光想着断章取义、欺世盗名，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罗贯中为什么又偏偏要将这个所谓的“逆贼”放在“神坛”上呢？比如诸葛亮、罗贯中真的就不如你吗？实乃是有眼不识泰山，他们都是支撑中华民族巍然耸立的脊梁，至今也少有人超越。

四、武力禅让是促进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思想进步的潜规则

在《三国演义》中经常碰到“禅让”的说法，实际上它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了。最初是指舜禹的禅让，之后便异化成了“世袭”和“篡逆”两个方面。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违背事物发展顺逆交替的自然规律，所以自从实行世袭之后，篡逆的幽灵就一直跟随着他们。实际上世袭只是阴阳顺逆中的“顺”，它能够促进物质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之对立的篡逆则是阴阳顺逆中的逆，它能够促进意识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发展。《三国演义》中的禅让一是指舜禹式的禅让，比如陶谦对刘备；二是指武力禅让，即篡逆。罗贯中本质上也不赞同舜禹式的禅让，认为它过于主观、模糊，一般人把握不了它，没有普及意义（从陶谦不识张闿可以反映）。他赞同的是合理的世袭与合理的武力禅让。比如在世袭中应遵照立贤不立愚，立长不立幼等；比如在武力禅让时应遵循弱肉强食、推陈出新等。

诸葛亮由于思想意识非常先进，所以他具有武力禅让的合理性。那么他先进在何处呢？第一，“外儒内法”尽管本质上与先法后儒的王朗、庞统相近，但更为隐蔽。王朗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庞统是先逆取后顺守。然而王朗因过于暴露而被骂死，庞统也因过于激进而让刘备忐忑不安。只有诸葛亮假以“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不伤刘家同宗，才让刘备拜服。这样诸葛亮也才能有条不紊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第二，“外儒内法”的新意除了真伪难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内外并济，能以最少的社会动荡和生灵杀戮换得最大的胜利，能让国家平静、快速地实现朝代更新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司马家族更是善于通过反向培育对手来强壮自己，强壮国家。这是此前单纯的法、儒和性三品的手段都做不到的。它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借力于人又移祸于人，自己则从中渔利，达到逆取的目的。比如诸葛亮先是借东吴和周瑜火烧曹操，后来自己一方又做好人，放走曹操。比如他先借周瑜之气量小和箭伤除掉他，之后又去吊孝。比如他先借用庞统之耿直说服刘备去取刘璋，后又借箭射死他，并再度以痛哭掩饰。整个过程既完成了杀戮又赚得盆满钵满。其手段是越来越悄然。

正因为罗贯中非常欣赏诸葛亮敢于将新思想率先运用于实践的胆识和气魄，所以他将诸葛亮当成了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并大加褒奖。在他之前，虽然曹操比献帝“有德”，刘备比曹操“有德”，后者都有资格取代前者，包括曹操之前的外戚、宦官、诸侯、农民和山贼领袖也都比傀儡的傀儡皇帝刘协强，属于正常的食物链范围。但曹操取代献帝，刘备取代曹操都没有超越历史的意义，中国依旧只能在秦、汉之间徘徊不前。何况曹操强不过嬴政，刘备强不过刘邦、刘秀，曹、孙、刘三人捆在一起也仅能组合出一个“性三品”的矛盾体。惟有诸葛亮和司马氏的思想有创新有突破，不但能又快又省地实现禅让，还能很好地治理未来的天下。所以他们最有理由获得禅让。

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说的整体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表面上，自昏君刘协到“三国”，到明君司马炎是1——3——1的一分一合的过程，实际上只存在从一盘散沙到稳固金字塔的合并（塔尖是司马炎）。中间的三国只不过是合并进程中出现的暂停，而停顿、和缓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合并。另外，在“三国”分立的阶段，各国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扩张、兼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性三品理论并非没有进步意义，它为哲学的跨越提供了台阶。

武力禅让之所以能够完成国家的合并，本质上是因为激烈的竞争促进了国家内在聚合力的增大或者说雄性激素的增加，表现在君主就如司马炎是“人物魁伟，立发垂地，两手过膝，聪明英武，胆量过人。”他不但比颓废的刘协强健无数倍，比空长一副帝王相的刘备也能干得多。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与“天下合并”对应的“天下分离”是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汉高祖到汉献帝的世袭制时期。它是国家聚合力减小或者说雄性激素逐步消耗的过程，最后是“雌鸡化雄”、“妇寺干政”。

尽管罗贯中的本意是赞同诸葛亮暗中消灭过于“宽仁”落后的刘氏集团，意识应当革新，社会应当发展，但不管是在“三国”时期还是在罗贯中所处的朝代都是以“仁政”作为正统王道，所谓“自然之理”都被斥之为篡逆者的借口，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决不允许作为正理宣扬。而且在封建抑恶扬善的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民众也不能接受他灭除刘关张等仁义之人的做法。即便在事后解释也不会有用，因为民众的觉悟转换不了创新者本人那么快，不能明白“外儒内法”、“外法内儒”为何物。而创新者本人一旦取得胜利也自然不会公开他的致胜武器和篡逆“原罪”，他还是要用所谓的仁政来永远地维护自己家族的天下。正是这个原因，直到罗贯中的年代也还是不敢公开称颂当初诸葛亮的创新理念，他便只好在写作时也采用了诸葛亮同样的办法，将本意隐藏在文字之中，覆以“拥刘反曹”的假象。与此同时，作者将原本比诸葛亮思想创新更完备的司马氏也放在了并不太光彩的角落。毕竟他们最终篡逆成功了，无法掩饰他们自己也不敢正视的“原罪”。

原来，诸葛亮的内心已被他自己和罗贯中蒙上了双重“回护”，难怪让人无法捉摸。只怕现代人也仍是不能接受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新思维，接受不了诸葛亮为了实现社会进步而不得不击倒刘关张的做法。这只能说明其认识水平还仅仅处在“三国”之前，或者罗贯中之前的阶段，急需扫毒、换代。

历史无数次证明，通过或明或暗的武力斗争实现禅让，虽然不能被自私的封建统治者接受，但它却是封建制度下实现生产关系革新的潜在机制，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不能压制它的运转动力。可以说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选制的前身。只不过武装革命的规模缩小了而已，扭打和谩骂依旧。但这就是辩证法呀，没有必要、充分的斗争，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如何进行？当然，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普选制在一定时期之后也会过时，辩证法会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这也是罗贯中思想的局限所在。

五、“三国五方”之天时与人和的比较

且看“三国五方”的新、旧和强、弱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曹、孙、刘三方分别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天时方面曹操是挟住了最值钱的“天子”——金字招牌；孙氏兄弟是据有父亲淘来的有一定流通价值的“玉玺”——银牌；刘备则只有遥远的“皇叔”关系——铜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尽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识使他相信块头是致胜的保证，比如他最偏爱勇将典韦、许褚。同时这一意识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边的书生、贤士，更不用说挽留刘备、关羽、徐庶和庞统等人了。孙权在兄长“小霸王”孙策尚“勇”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义”的主张。刘备则尚“仁”，且配以关羽之“义”和张飞之“勇”。相比之下孙权和刘备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总量却微不足道。孙权营中是主降声震天，刘备则只能四处投靠，保命有余，取胜不足。

另外的两方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起初则什么天时都没有，不过他们具有超强杀伤力的人和。比如诸葛集团在勇、义、仁的基础上增加了运筹帷幄之大“智”。他们分别是诸葛诞、诸葛瑾、诸葛均和诸葛亮。而且他们发现了孙氏兄弟和刘关张兄弟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异姓兄弟虽然比自家兄弟更能实现强强联合，但往往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受，尤其是进入下一代，主次或长幼关系更是难以调和。二是孙氏兄弟只有时间上的接力，没有空间上的合作；而刘关张则只有空间上的合作，时间上不能接力，因为他们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就与统一天下所需要的力量和周期很不匹配。三是他们都没有设置在敌国的内应力量。针对这些问题，诸葛兄弟一一加以改进，不但拥小弟称帝，而且将兄弟三人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所谓异国强于异姓。以诸葛诞之勇迎合曹操勇的需求，以诸葛瑾之义迎合孙权义的需求，仁者诸葛均则躬耕种地，让刘备不疑。事情也确实如此，当张飞说诸葛均无礼时，刘备很理解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剩下诸葛亮则抓住军师徐庶离开，刘备求贤若渴的时机高高坐上了军师的位置。他们兄弟就如田忌赛马一样，最强的人潜入最弱的主，以便早日出头。大智者诸葛亮的到来果然让刘备大逆转，他先以刘备独有的“仁”为专利，以两家都有的“义”为纽带，联合江东更多的“勇”，再加上周瑜、庞统和自己的“智”便战胜了曹操。诸葛集团顺利实现了他们的第一步：三足鼎力。

看起来诸葛兄弟的时空布局确实比前三方都更新颖更有效，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呢？还有比他们更绝妙的。

司马集团在诸葛亮“智”的基础上又注入了更新更强的因子——慧。他就是司马徽。司马集团在空间和时间上又作了改进。在内外配合方面，他们不是让各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是让司马徽一人做“山野闲散之人”，卧底于整个尘世之外，用他那超凡脱俗的顶级智慧和与世无争的隐士身分操纵世上所有的贤士高人。通过他将不同级别和特性的谋士陆续输送到不同的国家，以便给司马懿反向铺路搭桥。这样做不但使各国主子不怀疑，贤士自己也蒙在鼓里。所谓异世强于异国。司马徽实际是个入世极深的假隐士，以无为胜有为。比如他推荐的徐庶、诸葛亮就是将司马懿推上权力高峰的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如果他真是隐士，就不可能做出这番对尘世影响深远的动作，就不可能“终日不倦”地与谋士们研究兵法。此外，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和诸葛两姓基本都是同族同宗，且立场一致。如隐语：北斗九星“散而为九，合而为一也。”云云。

司马的内应布局显然比诸葛更有效。诸葛诞就曾因与诸葛亮存在兄弟关系而被魏国长期冷冻，诸葛瑾也被陆逊中途而废。须知在敌对国之间，正向帮助往往不容易形成，反向配合则时时都可以进行，所谓以反应反。不仅如此，司马徽所借的人都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顶尖高手，包括诸葛亮。

其次，司马氏认为诸葛氏尊弟称帝在时间上还不够从容，应拥孙称帝。另外，在空间上，由于司马徽一人在外就能以一当十完成全部间谍任务，控制大智库，所以司马懿就能做到四祖孙同事曹魏，强于诸葛集团的单兵作战。司马的这一招鲜果然就吃遍了天。

也许有人问：司马徽与司马懿虽同姓、近地，但小说并没有说明司马徽与司马懿有什么关系呀？但这就是隐士，如果清楚地说明了还能称得上是“隐沦”吗？而且小说也用司马望为司马徽和司马懿做了链接。再者，《三国演义》将司马徽塑造成了几乎能慧悟一切的高人，如果他真想支持刘备，他就不会明知孔明“不得其时”还极力推荐，刘备也不会只成就西蜀。他好不容易出山助一次人，决不会只办出一件半吊子的事，自毁声名。其实他推荐孔明不过是他向各国推荐谋士的行动之一而已，而他这一回之所以要两度隆重出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将自己装扮得比诸葛兄弟更“外儒”，说明自己虽不想入世，却怀有救世的仁义之心，同时也就与后来的司马懿划清了界线（实际上由于世道轮回，当司马懿出山时，他也已披上了归顺大国和荀学儒家的外衣）；二是为了引出孔明，让他充当自己的敢死队。表面上看，司马徽的“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是预言刘备不能成功。诸葛亮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认为刘备不得其时正是自己家族打天下的最好时机，这样一来他就“大梦我先觉”地出山了。他没有想到司马徽的预言同时也是指他自己。虽然“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然而善察人心的司马徽却不会不知道。三是为了骄诸葛亮和庞统之心。他造谣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最后真正安天下的巨龙司马懿他却雪藏不提。很显然，由于他的提前宣扬，伏龙、凤雏才成为了众人追捧、防范的对象。而后来诸葛亮和庞统也正是因骄傲而自取灭亡。值得说明的是《三国演义》用无数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骄傲水平线的高度往往就是这个人事业的极限和生命的终点。诸葛亮就是先用骄兵之计杀关羽，后来又被司马徽的骄兵之计所杀。狡黠的司马徽“酷”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