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和向天时、地利的转换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都深深懂得，仅靠人和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将它转化成天时和地利，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诸葛亮是先借助刘关张之人和打造属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汉统天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谋折服天下，建立诸葛王朝。与诸葛亮以“三顾茅庐”大造声势形成对比的是，司马懿只低调在曹魏谋了一个主簿之职。他前面几次尝试着给曹操出谋划策，还都没被理会。直到另一主簿杨修被杀后才逐渐受宠。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丧尽，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尽管梦里也曾生过“三马同槽”的忧虑。曹操的这一转念之差便让司马懿轻松坐享了曹丕皇帝这一天时。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魏再衰败也比刘蜀要强大许多。而且他还有“大国正统”这一新概念，具有比汉室正统更合潮流的号召力。也就是说当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时暮气沉沉的时候，司马懿和他的天还刚刚破晓。

表面看来，司马懿更注重于地利和天时，实际不能这样理解，而且也不能认为他是后发制人。他的地利、天时都是通过从司马徽举重若轻的“核子”能量转化而来的，只是比诸葛亮发力更隐秘、更阴柔而已。岂不知早在诸葛亮之前司马徽就开始行动了，他花费毕生精力才培养、结交了一大批贤士。比如他的学生或者说朋友程昱早就出现在了曹操身边。没有程昱又哪会引出诸葛亮呢？只能说司马的人和是比诸葛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这一招便决定了诸葛亮只能如孙悟空一样，始终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司马懿的成功表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在人为。

所以诸葛亮“不得其时”并不是指他出山时间早晚的问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每项指标都比司马家族逊色。司马徽指的就是这种大时气。就像刘备只有县令之才一样，诸葛亮也只有“三分”、立蜀之才。而司马集团由于眼光更远，境界更高，所以说是“慧”，即真正的安天下之才。这种差异也如同用史学之识不能解读高级文学一样。他们往往不是想从《红楼梦》里寻找对应的历史，就是从《三国演义》中寻找对应的非历史，始终只能在低层次游走。

七、诸葛亮的局限与司马氏的深邃

诸葛集团之所以“不得其时”，究其根源还在于他们有儒家气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彻底。须知在乱世之中，一切胜利都须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实力，掺不得半点“务虚”的儒术。在三国鼎立新的形势下，诸葛亮即便收复南方，蜀国也还是没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优势，“三强”也只能勉强处于中间位置。更何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统一“三国”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对手会越来越强。看看司马氏后来灭羸弱的蜀、吴都消耗了多少兵将和时间啊，更何况弱蜀要灭强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国支援只能是一场豪赌，天下须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气未脱，所以他当初选择了刘备，后来又相信了虚空的威名。实际上舆论和嘲讽只能骂死懦弱的王朗、曹真，骂不死强者司马懿。诸葛亮是只能看到关羽依靠义与勇威震不了陆逊，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吓不走司马懿。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实战上就是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即从“外儒内法”的逆取到“外法内儒”的顺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平定南方原本只是收复蜀国的另一部分疆土而已，但诸葛亮却给它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但想通过“七擒七纵”的仁与义恩服孟获，还想以“七战七捷”的勇与智威服魏、吴。没想到事与愿违。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形势判断上则是以静态的眼光看待问题。当初他在“隆中”时向刘备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若论在当时，或许也存在这种恩服或威服的可能性，因为刘备的汉室正统还很有感召力，比如刘秀就做到了“光武中兴”。但在三足鼎立之后，尤其是大魏皇帝登基之后，这块牌子就沦落为明日黄花了。司马氏则预见到了这一变化，他们选择了曹魏。

静态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他没有想到江山代有人才出。当初魏和吴虽然都没有能与自己过招的谋士，可以“舌战群儒”，可以生擒曹操，但是若干年之后就不一定了，而且真正的高人往往都在最后出来抢占胜利果实。但诸葛亮显然已辨不清这一等级的高人了：他们平日甘居人下，经常嘲笑自己无能，对别人却不吝溢美之词；他们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程，关键时刻把握机会，一战成功。好为人师的诸葛亮是直到遇上姜维才惊讶地发现这世上还有能识破自己玄机的人。岂不知姜维在司马懿和陆逊面前还相差甚远。诸葛亮以为当年帮助自己灭掉关羽的司马懿和陆逊只配给自己抬轿子，不曾料到他们还有掀轿子的能力。须知创新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能片刻固守，时间会让一切新事物落伍。人就是人，不是神，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很可能会想到。

所以诸葛亮没有将儒法混的分水岭确定在全中国的高度，只达到蜀国一半以上的优势就转攻为守了（另一半是南方）。这一战略失误便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刚愎自用、一蹶不振。

第一，他过早暴露出了王霸之心。他在“凤雏”庞统和主子刘备死后，认为天下已经非己莫属了，所以便大张旗鼓亲自南征，提前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认同。他要向世人重新证明自己，不仅擅长智谋，还是仁义勇智的全才；不仅能协助别人打天下，还能亲自以更先进的理念“王化”他人。不料这一私意却被司马懿当成把柄，在祁山以他“有反心”狠狠地戏弄了一回。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司马懿选择曹魏并不就是偏重于法家，而是刚好处于国家高度的儒法转折点，当他掌权时魏国已进入新正统，并且国力也具备了全中国一半以上的优势。他则在战略上可以由攻转防了，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不该在平南时运用磨磨蹭蹭的攻心战术。单就对付孟获这一个弱敌而言，用攻心之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这样做却会因小失大，在更强悍的敌人还没有吞没之前不能在这里消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打败弱者既起不到锻炼自身队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吓唬强者的作用。相反司马氏则意识到了战略的攻防转换须逐渐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在战略防守的同时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战术进攻。比如他在平定燕王公孙渊时就是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比如在羊祜做了漫长的攻心战之后，杜预就担心吴国会出新人，希望抓住机会尽快灭吴。比如司马炎直到最后才给曹奂、刘禅、孙皓三个皇帝都封侯，并让其“善终”，不是此前他们对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内法的凶悍手腕。

第三，他将攻心术作了怪异的改装。为了起到威慑魏、吴的作用，他一厢情愿地希望防守型的攻心术也能兼具进攻性。结果却变得面目狰狞。他在改良的过程中违背了攻心战的基本原则。一是攻心应主攻对方的民心，而不应只攻对方的王心。孔明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孟获最后的归降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知仁义”、“知羞耻”，而是弹尽粮绝、无援可求了。所谓攻城不攻心，后果却是未攻心反攻城，让南方遭浩劫，乌戈国灭种，民心尽失。二是攻心意图不能显露在外。也就是说即便是“七擒七纵”也不能明纵，要暗纵。明纵会挫伤己方的锐气，激起对手更顽强的反抗。譬如当年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暗纵术就很成功，让他从此畏惧关羽和自己。假设那时候也来个三擒三纵，情况就会很糟糕，刘备也就难有后来的喘息之机（当然华容道更不能杀曹操）。三是人的思维有定势，战术、智谋具有隐蔽性，决不能在次要战争中提前预泄。但此时的孔明却因为试图以自己的智谋臣服天下，所以他为了确保七战全胜，就将自己的全部本事都显摆出来了。结果是威服不成，反让司马懿知根知底，这又是诸葛亮没有看到的另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说北伐之前诸葛亮在南方就已经中了贪功小人马谡的毒箭，就像当初关羽因傲慢而中了曹仁的毒箭一样。之后他的智慧就从深谋远虑走向了专注于雕虫小技。可见一颗杂念丛生的心是把握不了攻心之微奥的。相反，谦逊的司马懿则运用得游刃有余。

此后，诸葛亮虽然没有忘记秦川、荆州两条线路应当双管齐下，但却被南方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像关羽因“水淹七军”而忘记了东吴后患一样。于是他在荆州配合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北伐了。

这期间另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由于诸葛亮意得志满，加之身边没有兄弟帮衬，所以他为了在有生之年给诸葛均铺平道路，便采取了提前清剿刘备残余势力的行动。诸葛亮当时是认为即便没有他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名字、木偶以及自己强力钳制的几个二流反将如魏延、李严、马谡、孟达等人打遍天下（他们属于有机会就反的法家）。在他看来先行清剿还有利于诸葛家族将来凭借盖世之功理所当然地获得禅让。于是乎，原本以人和著称的西蜀便逐渐只剩他一己之人和了。人和与天时在他这里变成了互为消长，直至同时消亡的关系。相反，司马氏手下的新人是一茬接一茬，一代胜一代。他们即便是想清除异己，也都是先耗尽他们的能量再说，比如邓艾、钟会等。人和、天时在他们那里是互相促进、同时强大的关系。

由于平南后的诸葛亮已完全沉迷于马谡拙劣的攻心术了，所以后来明知司马懿“深有谋略”，也没有先用强大的攻势正面对攻，将司马懿连同曹魏整体打垮，就像当初用火烧赤壁大破曹操一样。竟然只用了软弱无力的攻心术使司马懿蒙冤（诸葛亮原本是想要强攻，被马谡劝住）。岂不知司马懿才是正宗的攻心高手，怎会让你得手呢？他此时也正好乐得赋闲在家，以等待更好的机会。正因为司马懿当初就已经识破了马谡对他施用的君臣离间计，所以他后来一听说马谡的名字就摇头（刘备的托孤之言不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相反，诸葛亮以为马谡的离间计还不算太坏，可称得上是司马懿的克星，所以便派他去镇守街亭了。不曾想到堂堂的诸葛亮也像曹爽一样被司马懿的退避术给“赚”了。事实证明，攻心术只能用来对付弱者，对付强者则会遭拦截、回击。

以上可见，诸葛亮在思想创新、军事才能和心理素质方面都不及司马氏，确实不足以安天下。我们不要替他惋惜，也不要替他做任何假设，他败在司马徽与司马懿的手下是必然的结果，并非是某一步棋走错了，即便是正面打击，他也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他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他只能止步于五丈原。事实上希望“只手补天”的诸葛亮即使后来超水平发挥，发明再离奇的武器与“法术”，拼尽最后一滴血也没有丝毫撼动闲庭信步的司马氏。表面看来司马懿个人创造能力不及诸葛亮，实际上他是不愿挖空心思、耗费生命去设想一些没有决定意义的新武器和小计谋，那样做很可能会打乱整个家族的接力赛计划，正像他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以前我们都认为诸葛亮比司马懿技高一筹，或者是棋逢对手，作者为了迎合正统儒家的需要也极力夸赞他。但罗贯中的真实评价却是司马懿要高他一个数量级，而且越到后面悬殊越大。所有交手从来没有失败过。所谓失败都是巧妙的暗纵术。他承袭了司马徽的通灵慧性（或可谓情商），将孔明的心思完全摸透。不过也是因为孔明过早显露了自己，“七擒七纵”对应于“六败祁山”。司马懿的智慧来源于学习。这里面玄机无限，笔者另文再证。

八、诸葛亮的最后觉醒

诸葛亮终究是诸葛亮，不是马谡、曹爽，他是一个有前胸也有后背的英雄，是一个知进退的智者。上方谷火烧司马父子失败之后，他便承认了不是司马氏的对手，认识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注意，这句话不是他宿命的回归，相反是他人和意识的重新觉醒。他看到了人和不是一个的人和，而是全体将士的人和。它才是真正的成事之“天”。人和不能只有质量没有数量。试想，火烧赤壁时，曹操也没被烧死，但为什么在茫茫旷野中也能将他抓住呢？是因为那时有充裕的精兵良将可供调遣。但现在却连一个镇守谷口的上将都没有了，过分依赖了火攻、地势和天时。天有不测之风云，怎能完全确定不会有雨呢？天时的可靠性当然不如人和。火烧赤壁时不也是以为会刮三天风，没有料到中途的雨吗？但是，如果有足够的勇将，即使上方谷有雨又何妨？只要将司马父子引进来不就够了吗？相反，如果没有一夫当关的上将，那么再大的火，也是烧不死精诚团结、有勇有谋的司马父子的，他们不缺火里逃生的能力，身上也没有绑藤甲，大不了还是丢盔弃袍。你不是神仙，我们也不是臭皮匠，司马懿当时就是依仗他们的人和优势才敢于三父子同进这一“死亡谷”的。别忘了他同样也善于观察天文、地理。在他们之间，比的就是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的理解深度。

司马懿在祁山连续使用六次暗纵术之后，终于将孔明的斗志和他的民心消磨殆尽。此后，作为战神的诸葛亮还有一点点不服输，尝试着送女衣骂司马懿，结果却遭对方反唇相讥。这时，江郎才尽的他便彻底宾服了，他决定暗中放弃战斗，以便快速成全司马天下，减少人们的战乱之苦。为什么可以这样判断呢？一是他选择了威胁小的五丈原扎营，而不是威胁最大的武功山。他并不非不懂地理，当初选斜谷弃子午主要是为了显能。二是他不想延寿。禳星完全是受姜维之劝才勉强为之，期间他也不抱成功的希望，所以违背禳星的规矩仍旧繁忙地工作。在魏延踏灭灯之后，他说：“此吾命当绝，非文长之过也。”他感觉自己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而他之所以要禳星主要是为了让魏延的本性完全暴露，成为“全民公敌”。三是他临终时将自己的权力分解，不让继承者有太强的攻击力，并且还在人事安排上故意将能力和职位颠倒，以逼死可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给司马或蜀国制造更多麻烦的魏延、杨仪。四是弥留之际当李福问到“文伟（费祎）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便不答了。这不是他没有气力了，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安排的人，怎么会不答呢？原因是他预感到彼时的蜀国也就差不多消亡了。五是“定军山显圣”时他的灵魂对钟会说：“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这里是用隐讳的手段表现他的真实内心。

这一系列做法都反映他在零比六失败之后与孟获相反，真正是“知仁义”，“知羞耻”了。但诸葛亮为什么仍要用“替补”姜维勉强支撑“垃圾时间”呢？一则可以用这位忠实的儒将抹去自己曾经有过的“异志”和目前的退避之心。这样做客观上还可以让司马氏强者弥强。二则不成功便成仁。退保自己“贤相”之名以及蜀汉的国家荣誉。此后的蜀国果然就在有限的挣扎之后便归降了。孔明的确是太聪明了，既能在“三顾”时进得礼礼面面、轰轰烈烈，又能在五丈原退得清清白白、悠悠长长；既能“大梦先觉”地预见成功，又能“天命难违”地预见失败。诸葛亮虽然没有用“儒法混”得到他想要的诱人的“结果”，但却用它展现了自己同样也看重的美妙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氏可谓平分秋色。

诸葛亮的暗降说明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深刻的反思，对司马氏的高超智慧也有了真切的认识。虽然此时对他个人而言，醒悟得是太晚了，但相对于整个大中国来说还是不早不晚、恰到好处。毕竟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竞选、磨砺出最后的强者，如果当初他就看到了自己与司马氏的悬殊，放弃竞争，那么强者就锻炼不出来。另一方面，如果强者已经比出来了，那么战争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了。是非成败虽然都是相对的，但最终还是应以大中国利益的得失作为评价的标准。而在这一标准下，诸葛亮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他这一理智的“妥协”不但让他的人格获得了修复与提升，而且还成就了他一生最大的功德。

九、诸葛亮是忠国家不忠刘氏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诸葛亮当初如何心怀异心，如何杀灭“忠义”，如何独断专行，最后又如何消极怠战，都不能说他是蜀国的逆臣。他恰恰是忠于蜀国的，他反的只是落后的汉室及其残余势力。当初他灭刘璋是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来让刘禅归降则又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国人民。尽管诸葛亮没有将自己的哲学创新提升到国家高度，但他心中装着的却是全中国人的福祉。他认为司马称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应当归顺他们。而且他对自己曾经不得不采用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对“三顾之恩”和“托孤之重”是念念不忘，“定军山显圣”一次更是揭示了他恤民爱民、大仁大义的本质。可以说，他生前杀生灵和死后劝对方不杀生灵都是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快速地安定、发展。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是对人民说的，对浑噩无知的刘后主不过是敷衍而已。诸葛亮在个人感情与国家利益之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此前有人以孔明好战而认其为历史罪魁，实在是一种误解。岂不知在不能进行舜禹和平禅让，又不能做拉票竞选的时代，你不好战有人好战，甚至滥杀无辜。再或者就是闭关自守等待外族人吞没。相比而言，能够想出办法减小朝代更替阵痛的人，能够将华夏民族推向新的阶段的人就是英雄。最后的成功者毕竟只有一个，而社会的前进却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又岂能以成败而论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中的“三国”可能有罪人，但进入到《三国演义》中的人却都是英雄，没有一个罪人，他们都是国家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链条，只是大小轻重不同罢了。强大的晋朝就是踏着他们的血肉，聚集他们的能量才建立起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之所以不能统一全国，就是因为他总想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初在“隆中”就将流血伤亡的预算做得太小了。与其说他目光短浅、骄傲自得，毋宁说他是过于理想、仁慈了。而且从生理上说他后来之所以会出现创新迟滞、思维静态，主要还是因为在立蜀、平南过程中能量损耗太大了，生命的旺盛期已经过去。司马氏是早就换人了，但两鬓添霜的他却只能继续依靠经验负重前行。

诸葛亮由于兄弟间的配合被人提防、阻断，所以他不得不一个人跑得更快更多，凭一条伏龙之力独挡司马徽和司马懿两条巨龙，以至于透支生命、折减阳寿。然而，也正是这一逆境使他成为了“三国”统一进程中心血付出最多的英雄，并且只有他超出人的能力极限而进入了神界，写他发明世间并不存在的“木牛流马”就是一例。如果说司马获得的是“三国五方”团体冠军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个人冠军。

古人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对于诸葛亮来说，一生只要能承前启后地消灭弱者，烘托出自己悦服的强者，那么即便失败又有什么遗憾呢？一个被自己欣赏的强者战胜的人不应该有遗憾。正因为他对生命已经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所以他嘱咐死后“不用墙垣砖石，亦不用一切祭物”。

虽在五方集团中只有诸葛家族没有获得实际的地盘和帝位，但并非是他们能力不及，是“三国”这一时代太伟大了，思维活跃、英雄辈出。这也正是罗贯中认为三国历史值得“演义”的价值所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失败才给诸葛亮带来了最后的醒悟，而又是醒悟使他成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圣者，不但弥补了过去的缺点，而且也没有在未来像司马氏一样，陷入王朝从强盛到战乱的终极轮回。而更让司马氏意想不到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连驽（改进型）、木牛流马等创造发明还成为了后来人类科技发展的方向。罗贯中为了弥补这位敢于推陈出新、敢于承认失败的英雄的缺憾，便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给他留给下了最大的地盘和最高的位置。世间是公平的，正所谓：帝王匆匆百十年，小说草草千古事。

遗憾的是历史并不总是这样精彩，流金岁月一去不复返。自从“三国”之后，思想意识便鲜有新的突破，朝代长期只能在原地治乱循环。刘关张的“异姓”只能合而打天下，不能分而守疆土；诸葛氏的“异国”只能促成“三分”，不能统一全国；而司马氏的“异世”也只能统一天下，不能改变尘世盛与空的无常。所以作者又感慨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部意在召唤和孕育新时代英雄的《三国演义》。

……

十、《三国演义》只有先统一才能启迪新思维

根据上述理念和结构，不但能对《三国演义》的内在本质做出精确的扫描和透析，还可将它每一“回”每一行的文字都统一起来，笔者为此写下了很多文稿，至今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碍。庞加莱猜想说：在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里，假如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圆球。比较而言，《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个对不规则的历史进行了修整的圆球空间。原来罗贯中早已用文学的方式将这一猜想在精神世界里模拟出来了。实际上，以追寻真理为使命的《三国演义》能带给人类的灵感又何止于此。只要我们先将《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统一，就一定能够启迪出更多新思想，进入更高层面的纷争。好一个藏龙卧虎的中国古代呀，超重量级天才时有出没。假如我们后人能从他们手中取过接力棒，勇往直前，那将是我社稷齐天之洪福也。

《三国演义》，初出云雾的你感觉还好吗？21世纪中国的阳光是否比过去更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