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不过，“外语论”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是，中国的作家理应通过外语的研习，反过来观察母语，并进而提高母语水平。这种说法并不希奇，古代汉语管这个叫“假道伐虢”。
先不管这种怪异的母语修炼方法是否有效，看看它的内在逻辑：仅仅凭借自身的环境，无法达到汉语文学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甚至进入“世界”（亦即西方的，或者现代性的）的“文化视野”，最高境界才可能被达到。
肖先生撇下问题不谈，转而讨论态度，所以无从查考对这种逻辑的看法，不过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它与肖先生所谓“极力寻求西方学者的认同与首肯”极为相似。
无论是最初的“外语论”，还是稍后关于“大国小民”问题，都是一语就能道破的伪问题。可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一场如此浅显的闹剧被反复提起，甚至引起部分与会专家的不满？这或许需要从本次“汉学大会”的皮相上找原因。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或者材料的文史研究。它在身份上更接近考据实学，伯希和、高本汉以及京都学派是它的旗帜。而1940年以来，随着政治、经济需求的增加，汉学被赋予了“中国研究”的新概念，内容上逐渐虚化。反观此次大会，与实学相关的与会者并不多见，三个主要议题中，也仅“景教”一项，与汉学略有关系。
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在这个旅行团里讨论中国文学怎么办的问题，古代汉语管这个叫“问道于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