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他于3月26日在北京“世界汉学大会2007”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主会场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我们深感荣幸，而在我看来，明德堂之于这次大会的主题，或许也是别有意味的。

按照《大学》的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明德之始，应当是格物、致和、诚意、正心，最终齐、治、平。用现在的话说，天下太平的基础在于推己及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在的和谐，才有望“明明德于天下”。这是古人的遗训，是中国的智慧，也是本次世界汉学大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在一定意义上说，谈论汉学有如谈论我们的国学，即使方家宿儒也未必没有分歧。比如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吴宓先生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先生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它也必须成为汉学所关注的对象，并且与汉学相互激荡。

那么汉学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应该如同我们对“国学”的认识一样：它的内核是清晰的，它的边界则是相对模糊的。据我涉猎所知，日本在14—15世纪开始形成传统汉学，据此则区域性的汉学历史已有700年；利玛窦于1582年入华，他所象征的传教士汉学亦有400余年；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开始，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将汉学扩展为中国建设的美国汉学兴起于二战之后，至今也有6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汉学是什么”的问题。而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最为宽泛的定义，或许也最容易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即：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

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由于时代和文化观念等原因，汉学研究当然也具有某些历史的局限；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代代汉学研究者的艰辛努力，为中国文化走出遥远的东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汉学不是我本人的研究专业，但是从人文学术的角度看，对话精神应当是所有人文学科包括形态各异的汉学研究所共同持守的内在品质，同时这也是人文学术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命意。

一个和谐的世界，需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而不同文化所包含的诸多相似元素，早已为今天的对话提供了基础。正如学者们曾经追索过的，孔夫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许多文明中都可以找到共通的表述。

比如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有言：“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苛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

释迦牟尼同样“以己比人”，他说，“我如是，彼亦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故不杀人，亦不使人杀人”。

基督教主张“爱邻如己”“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伊斯兰教也强调“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该稀罕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你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

一言以蔽之，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音，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不同的文明历千年而不泯，必有其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寓含其间的，是人类所渴望的正义、公平、自由等基本价值。

一个和谐的世界，可以表征于同嗜、同听、同美；而一个和谐的世界之所以然，却又恰恰是存在差异和不同，因此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有“不同产生和谐”之说，中国的先贤先哲们也有相同的论述。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孔夫子说的“和而不同”。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亦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不同”之“和”，还可以表述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总之在中国古代贤哲的眼中，失去了多样性的世界必将是死气沉沉。

中国与西方的认识方式，思维逻辑乃至整体的文化观念，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和不同。比如，西方人的执着，可能推衍出渐进的认识，进而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对象描述的精确性。中国式的洒落，则通向了圆融和体悟，论述对象的本质规定在清晰中往往又带有某种模糊。但这二者并没有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却只有因“差异”生发的“对话”与“启迪”、从不同导致的互补与和谐。

在当今世界上，和而不同的原则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任何一种惟我独尊的权力话语、或者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都已经无法描述文化共生中的多元品格。赫拉克里特的名言“不同产生和谐”与中国古人的思想息息相通，如果逐字翻译，也许可以说是“在不同之中有最美的和谐”。这与“和而不同”同样肯定了“差异”和“共识”的两极，也同样针对着消灭“差异”的霸权主义和拒绝“共识”的文化自闭。

“汉学”之为谓，本身就是以差异为前提，本身就启发着文化间的共识和对话。差异成全着一个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世界，通过“差异”而达致“中和”，多样世界才可以和谐、共融、互动、相生，才可以通向普遍的价值理想。汉学如是，文化如是，世界亦当如是。

一个和谐的世界，还必须是一个对话畅通的世界。但是对话的前提是“让他者成为他者”，而不是强使他者作为我们所描述的对象。对话所蕴含的终极价值，应当是返诸己身，从文化间的对话导向文化内的对话，乃至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从而相互丰富。

因此，当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形象、并以此影响到不同文明对中国的理解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海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许可以说，这标志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中国不再仅仅是知识学的对象和想像的他者，更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同时，任何一种文明都已经无法在单一的语境中自给自足，互为他者的基本格局，不仅使汉学研究、也将使整个世界进入文明对话的新范式。

因此，汉学的意义既在于海外学界的长期努力，也在于中国学人的积极回应。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就此而言，许多汉学家已经身体力行，而中国的学界，也必须有所承担。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术中心，在各个领域都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我们原意为全世界的汉学家提供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平台，将今天的世界汉学大会发展成为一个定期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过“轴心时代”的著名命题。他以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为例，认为这些影响了历史的思想巨人不仅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而且具有深刻的现代价值：“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还特别写道：“孔子是第一位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开拓了人类理性的伟人，并且是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世界汉学大会乃至整体的汉学，都必须包含着对于古代思想资源的回溯，也必然通过其繁衍交流的历史，指向其现代的意义和影响。大会的五个分论题，正是基于汉学家与汉学史的个案研究，基于汉学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变迁，基于中外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价值的多重阐释，基于汉学作为文化载体的跨文化能量，基于“对话”可能给予汉学研究的新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勾连历史与未来、精神与现实、海内与海外。如果世界正期待着“新的飞跃”，那么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汉学也应当为之增添一炬“重新燃起”的“火焰”。

    这次大会适逢其时、适逢其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代表既有诸多重要的国外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负责人，也有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著名学者。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尚友”的传统历久弥新，如孟子所说“尚友”就是“友天下之善士”。今天的世界汉学大会，迎来的正是远方的朋友、天下之善士。

按照古代的哲学观念，人就是“小宇宙”，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对话就是世界的对话，我们的对话就是为创造世界的和谐。愿中外学者在汉学研究的学术平台上、在文明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照亮彼此的心灵，也照亮我们共同拥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