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不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读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式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拥戴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读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把它联想为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  
　　我真正从事史学研究，起步很晚，大约40岁前后。所幸“文化大革命”帮助我从迷误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十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蕯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经病。没有什么人在逼着我，甚至我的老师还批评我离经叛道，有压力。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比我们落后的西欧、历史短得可怜的美国，在近几百年里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则徐都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单纯从中国看中国，就像身处庐山之中，必须与西方历史相比较，才有可能看出中国缺什么，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别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当然，更重要是思维方式――例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启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社会、对历史更是如此。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必须不断质疑，不断吐故纳新。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见长的国家，文化也具有农业社会特有的平和、含蓄、持重和沉稳的风情。我们对四季变化的感觉非常敏锐，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季、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种微小的气象、物候的变化，预示着什么；日月风云的变幻，会对农作物产生何种影响，农谚很多，微观方面“变”的学问深奥。但是放在宏观方面，却总相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循环论占了上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一个圆的平面上展开，阴变阳，阳变阴，冬去春来，否极则泰来，这就是《周易》里的那个八卦。以这样的世界观看社会、看历史，我们的心态是平和的，顺的时候，想到可能会衰；衰的时候，相信离开转盛不远了。“冬天到了，离春天还会远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革灾难时期，有一些人就是靠这样的文化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中国人的忍耐性、生命的靭性，非常像植物――鲁迅写《野草》，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精神。  
　　以开放的态度看世界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互有短长。有长必有短，有利必有弊。我们的循环观否认突变，强调经验和秩序，“天不变，道也不变”。中国历史上盛衰治乱，反复振荡，不比西方差，但解释这种动乱的原因，传统史家不从制度上检讨，也不检讨我们的意识形态，多强调道德人心的绝对性――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就判断危机已近，知识分子开始声嘶力竭地呼喊；呼喊、改革都不济事，每况而愈下，民众就造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是道德史观，君子、清官、好皇帝――小人、贪官、暴君对立的两面，构成了史书叙述的主体。教育我们的，就是要维护现有的道德秩序，把希望寄托在出现好皇帝、清官上头，仰望星空，耐心等待天才降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史观在今天的一些历史影视和历史小说里仍在延续，津津乐道，把陈腐当作新奇，我只能说一声：遗憾。  
　　西方的史观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进到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英雄”转移到经济发展、社会规则的考察上来（经济学、社会学兴起）；把“人”的研究从精英转移到大众对精英的制约上来（政治学兴起）――发展的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帮助史学家完成了从旧史学向新史家的变革。因此，中国的新史学必得从西方的社会理论中汲取资源，借鉴别人的经验。  
　　近几年来，西潮又一次东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概念、新话语层出不穷，转换之快，目不暇接。现代性还在无休止地争论，后现代已经登场。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变化。  
　　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观察视角。例如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就是对那种以什么什么为纲――片面决定论的反拨。它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决定一种社会状态的，是许多方面、许多力量的总合。这种总合的效果，许多时候更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和相互作用，例如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建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以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不是分化好，还是整合好，或者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的问题。假若不解决民“管”官的问题，亦即民意对政府的制约，没有更多独立的民意机构去监督政府，大集权、小集权的弊病还是半斤八两。  
　　弗兰克、彭慕兰的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新话语，与之相联的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他们还不能说是正宗的“后现代主义”，但有一点“后现代”的味道――其中有一条，就是反驳“现代化理论”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理论”是欧洲成功之后的总结，而不是欧洲历史的真实，是想借以炫耀自己唯一正确，并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历史并不能证明非有这些条件，才能发展到“现代”。它的出现或者成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因素。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走向现代的道路。两个人也都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这一刺激对我震撼特别大。我们民族主义的那根神经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外人说我们的坏话，就想到挥动拳头；说好话就感到舒心――但假若忘记了我们历史上还有许多阴暗面，还有许多弱点，把好话当补药，那就容易变成虚荣，而非自信。因此，对于西方的新话语，我们应该有所鉴别和选择――它的基点，应该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为准，立足于对自己的发展有利。  
　　19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估计学界还会有激烈的争论；也有人提出“中心说”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怎样，弗、彭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对中国史而言，还是有新的启发.。例如马克斯·韦伯把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前面加了一个“理性”的前缀词。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这些东西古已有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讲究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具体而言，即价值法则），亦即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市场规则，实现投入与产出的理性化。“理性”，有的翻译为“合理性”，似乎就成了“现代”的一个标识。细想，中国传统社会，政府行为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政治至上，讲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证明韦伯说得非常对。但由此能说中国人生活里、头脑里就没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为了生活，谁不想赚更多的钱，谁不在收支方面斤斤计较？最近一位宁波人告诉我，宁波人为什么善于经商，只要拿生活中两句俗话就可以说明。一句是“亲兄弟明算帐”，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核算成本原则。一句是“碗对碗、篮还篮”，邻居间送我一碗菜，就要还一碗菜；亲戚上门送一篮礼物，回去也得奉还一篮礼物，这是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  
　　明清时代的江南经济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闪亮的一面。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粮食种植的精耕细作水平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之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在苏松，发展出植棉和家庭棉织业；在嘉湖，发展出蚕桑和家庭丝织业。17－18世纪，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进口棉花、棉布和生丝、丝绸，估算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江南农民很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不单纯靠粮食生产，发展出商品性的家庭手工业，人人织布，家家缫丝，收入自然比其它地区高。城镇在这样的基础上显现出市场的繁荣，不要说苏州、杭州了，像盛泽、南浔这样的大镇，简直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丝绸市场中心；而松江的朱泾、枫泾镇也曾经是全国棉布市场的中心――它们通过广东、福建的海商（包括走私商，即海盗），又与中西国际贸易连续在一起。怪不得弗、彭要说那时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的江南。这一点，使我更加深信，中国人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也有自己的经济理性――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素质和能力不低于世界哪个国家，否则数千年的辉煌就不可理解了。因此，近代落后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本身有什么先天性的阻碍。主要原因还在别的方面。  
　　弗、彭无限夸大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毛病是出在对中国国情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不能苛求――但他们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用的是纯经济学，而不是诺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就有点落后了。表面看明清江南最有可能率先在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事实却是不能。为什么？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是个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江南是中国的江南，而非独立的江南。在中国旧体制里，往往不是鼓励先富，而是像孔老夫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我根据明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档案，作了一个统计，仅苏州、松江、常州三个府，面积和耕地的全国比是0.336%、2.85%，而农业的财政负担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96%，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官吏额外勒索和地方摊派。总之哪里油水多，国家从那里搾得就越厉害。从唐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知识分子说，东南财政占全国之半，不合理。可体制决定了，不这样就维持不了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巨额开支。江南农民为什么会发展出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当时人就说得很清楚：农民光种粮，交不起国家田赋杂费，更不用说地租了。农民负担重，是个老问题，江南更是突出。因此棉织、蚕丝，是被逼出来的，是用来弥补收支缺口的。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江南农民实际终年劳碌，仍然是窘迫不堪，日子也过得急巴巴――没有多少剩余去改善和发展经济，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成本经营水平线上；不过国家借人口之多，产品积少而成多，聚沙而成塔，到了市场上、到了城市里，倒显得颇有繁荣气象――这叫做表面花团锦簇，内囊却是空虚的。
　　假若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教材里中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是封建社会，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体制，它是分权体制，君主下面有许多分封的贵族，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的直属领地和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各地贵族领地的土地产权和行政管理基本是自治的。更重要的是，或许是受罗马城邦民主制历史传统的影响，至少到13世纪后，有些国家也搞中央集权了，但工商城镇却蓬勃兴起，而后或城市自治，或获得特许，贵族（原有的土地贵族加上新兴的工商贵族）组成的市政厅获得了自治权。这样，国王、教会、城市贵族构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皇权无限、无任何社会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或谈判。市政厅后来演化为议会，现代民主制由此脱頴而出。就以税收为例，明清中国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每年财政支出从数百万两涨到数千万两白银，地方官员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皇权旨意，特别是保证赋税的征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西欧，国王与各地贵族、纳税人代表之间必须通过市政厅或议会的讨论，反复谈判，才能确定能不能增税，增多少。国王有时不得不通过借款来取得财政收入（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此必须出让部分权力；工商贵族借此又得到发展。在古代中国，虽有富商大贾，但没有任何可称之相对独立地位的工商阶层――中央政权一直奉行打击豪强的政策，实际上是要消灭异己力量；工商依附于政府，官商结合倒是大传统。民主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成立，这是欧洲史与东方史很大的一个差别。因此欧洲工业革命，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原因很多，因素复杂（例如法制传统、产权观念、思想革命、科技革命，也还包括农业革命等等），什么是最关键、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绝对不是完全偶然的。它至少要经过三至四个世纪的历史综合积累，才完成突变。  
　　在我看，“后现代”是对着“现代”来的。“现代”肯定不完美，“现代”的话语系统已经产生了“话语霸权”的负面功能。既然不完美，既然已经朝着新意识形态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加以反驳和质疑，动摇它的王牌地位，促使多元文化的活跃。这就是“后现代”存在的理由。如果“后现代”想要把“现代”的历史成果和历史经验统统丢进大海，肯定也是一种极端，不能上当。而且这里也有个情景的问题。从社会发展角度说，在现代已经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后现代”的产生是自然的；但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不能把“后现代”看得太认真。我觉得西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常表现出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便是“此山望见那山高”，忽高低低，难以捉摸，我们也得姑妄听之。我们能不能超越？超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顾实际地超越，百年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可大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有主见。我的直观的印象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后现代”的“破坏性”（或者说“颠覆性”）强过于建设性，它四面出击，八方“捣乱”，总姿态是要挑战任何权威、任何信仰，有点“造反派”的脾气，很容易刺激年轻人的“青春躁动”。美国的老史学家魏斐德就已经感受到了“代沟”，不无牢骚地说：社会责任感丢失了，现在年青人的史学与好莱坞的卡通片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再下去，我会不会也落到他那种灰色的心境里去呢？现在没有，将来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