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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于丹有点“火”。这个“火”很重要一个方面源于媒体的炒作。众多媒体一窝蜂地跟了上去，谈什么？除了细枝末节的争议之外，就是谈文化要普及啦，学术要走向大众啦，争来争去，最后提升到“国学”、传统文化的高度，收个尾，皆大欢喜。 殊不知，盖一个传统文化的大帽子，并不能掩饰于内在的一团“虚火”，因为，忽略了问题的关键：于丹热跟国学热有关，但却是两回事，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沦落成娱乐化明星 于丹的担忧 就于丹讲论语来说，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人倾倒，倒不如说，是其心灵鸡汤式讲解的魅力，令众人痴狂。 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人面对新旧的变迁，充满迷惘，惶惑，浮躁，挣扎，于丹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一种人生心理导师的魅力。而且，在这个日新越异的时代，以相对保守传统的文化面目出现的——国学，一听，还比高雅，时尚，可以标榜上一个热爱文化的标签，寻求一点安慰。 如果剔除国学热的大背景，于丹讲论语本质上跟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的人生学又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今天她可以讲“论语心得”，明天也可以讲“庄子心得”，她一个人还可以把“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都讲完。其实还可以讲，“荷马史诗心得”，“圣经心得”，“三个火枪手心得”，甚至也讲“宇宙黑洞心得”——反正都是借各种料，来烹制一锅“心灵鸡汤”嘛，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所以，即使哪天讲出一个“西学热”也是不足为奇的。 并非刻薄。当很多粉丝都在翘首以盼，等着于丹讲《红楼梦》时，我们能想象，有多少人是在追捧传统文化，而不是在追捧一个明星？有几个人离开了电视后，还记得她的话呢？有多少人，听了她的书，会想到认真去读《论语》的注释版本，对照了解呢？ 在这个媒体造神的时代，即使于丹本意为是传播传统文化，但也无法左右自己最终沦落成娱乐化明星中一员：人们不再关注其讲述内容本身的是非，而只关注这是于丹老师讲的。很多文化形式最后走向娱乐化，都是这样开始。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经典允许不同的解读，这也没什么不好；电视人做一档文化节目，也没有什么不好；观众好学，赶赶传统文化的时尚，也未尝不可。 借传统文化讲自己的人生之“道”，但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一定提高到国学热、学术文化普及的角度，然后开始鼓吹就不好了。因为，很容易就会丧失掉内在的营养，沦为一场利益各方合谋的表演。 正如于丹自己也曾坦言：“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迷狂。” 是的，于丹，作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她的担忧一种责任感。但是，她已是媒介大舞台中的“剧中人”，左右不了剧情的发展。 二、“心灵鸡汤”火不等于传统文化热 国学热，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肇始不在今天，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初见端倪。首先是在学术界，在多年饥渴式的“洋为中用”后，出现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思潮。然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教育、文化、出版等领域的跟进，到今天，渐成气候。 以中国的视角看待中国，以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以中国的角度来想象中国，以中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时的一个本质要求。这一点，在全球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背景下，十分重要。它让我们去重新思考和厘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统文化包含多个方面，而不仅仅似乎《论语》，是“儒家”，还有“诸子百家”。里面有着许多积极因素，比如家国思想，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反思精神，实践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等等，也有“君君臣臣”，宗族观念，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等等消极面。这些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需要批判地继承，为我所用。 传统文化讲究面对面的沟通，体悟，以及身体力行。电视只是一个传播方式，但绝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电视受众面、追求收视率、通俗化解读的特点，决定了专家一进电视，就不再是专家，它必须是迎合大众的，使传统文化的传播大打折扣。 过分通俗化、现代式的解读，往往会引人注意，但也存在很多的风险。几年前，华中科技大学教师熊良山以自己的方式——大白话加上现实的例子——在课堂上讲授《道德经》，大受欢迎，媒体一片叫好，并试图作为成功经验进行推广。最后证明是一场彻底的骗局，成了莫大的讽刺。然后大家都偃旗息鼓，避而不谈。 当“传统文化”成为一个时髦词后，人们总是习惯看大方向好就行，而无暇顾及其到底在讲些什么。这是极端的例子，但却是教训。 传统文化热与于丹热与有一定的交叉，但和心灵鸡汤式的抚慰是两回事。于丹的热，更多的不是“传统文化热”，而是“知识分子进电视热”，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热。它的巧妙与耐心寻味之处，是契合了传统文化兴起、社会转型期心理精神寻求、以及电视节目创新这个大背景。 二者的区别没弄清楚，就急着去要求一个电视知识分子是否“学术”，借机去谈传统文化如何“普及”，甚至以为学术和通俗讲座是一回事，显然是去题甚远，注定只停留于一场喧闹。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楼宇烈教授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国学热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炒作，特别是商业炒作，比如收视率，比如发行量。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让人反感。” 当媒介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把于丹和百家讲坛的正面意义过于放大后，反而会对传统文化这项漫长的工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它更多需要的是潜下心地工作，需要增强课堂教育，加强典籍出版，举行各种推广古典文化活动，培养人们的读书的习惯，并从调整内心和谐的修身，到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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