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地理版图上，汉学（Sinology）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古老的、并且具备重大的文化功能和影响力的学科。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学也日益进入国人的视野。

　　在国际学界，关于汉学的定义，历来较难统一。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福兰格（OttoFranke）的定义最为宽泛，故也从者众多。他将汉学诠释为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此外，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比较约定俗成的定义，则是倾向于以对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界标。这种倾向多少意味着在“永恒”的静态中国的想象背景上，把汉学作为一种考古性的学科来对待。作为对这种倾向（古典汉学）的反动和发展，才有了后来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导向的所谓现代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勃兴。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汉学学科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深具意义的难题。

　　如果从日本的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计算，那么这段地区性的历史已足有七百年。如果从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计算，那么这段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已有四百余年。这一非学院化的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来华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了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而且还引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这些无疑都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计算，那么，学院式的、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英、美、德设立汉学教席。在西方拉丁国家中，除法国外，意、西、葡的大学汉学相对不是十分强大，可它们拥有过传教士汉学家的庞大队伍。北欧国家虽然相对而言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的传统，一方面结合既有的和平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虽然在专业汉学的教席设立上晚于欧洲学界，但美国汉学的兴起却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视野。正因此，汉学研究在这种语境中再也不一定是学院式的纯粹从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出发的研究，进而汉学概念进一步拓宽而成为了“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从这段时间算起，在“中国研究”宏大概念的覆盖下，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逾半个世纪。

　　简括地说，在西方世界，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17世纪之前）、传教士汉学（始自17世纪）、学院汉学（始于19世纪初）、中国研究（始于二战之后）诸种阶段，其中每一种早出的形态，都还在后起的不同形态中不断地延续其身影。

　　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观念乃至国家政策时，中国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起，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这一代的中国学者，便对海外汉学投以巨大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注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自觉。自90年代以来，各种以国际汉学为主题的杂志、丛书、丛刊、译著相继问世。

　　所有种种，充分展示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学术大趋势——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这也正是汉学在今天的中国精神语境中成为焦点话题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新一轮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过他者（不管是东方的邻国，还是西方的异质文化）所构建的中国图像来进行的。这里，随着中国学术界的主动介入，国际汉学的研究有望进入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互动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的兴起。

　　汉学，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一门西方的关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特性”（Chineseness）的学问。而数百年的汉学史，究其实质，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是一部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和中国文明的漫长曲折的对话史。西方学界在汉学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折射着西方（或“东洋”）文化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这部对话史，客观成为近代世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醒觉和关注，正使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成为可能。在此，“中国”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我个人认为，具备这种醒觉的汉学研究，才能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研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此，域外的汉学和中国语境中的汉学省思，才能一道融入对人类共同命运保持醒觉的精神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