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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西学对国学的束缚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03-2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当前一些国人对传统文化(如中医)予以否定,源于一个逻辑,即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科学。可见,“科学”一词在中国社会已经占据神圣地位,“不科学”就等于对一种价值观念判处死刑。然而,这“科学不科学”是根据西方工业文化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东方农业科学文化根本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一种莫大的文明歧视现象。

      四千年前中国农民唱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反映出东方农业文明高度的科学精神。1637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农业、手工业科技书籍。中国对科技的开发是一种农业文明的“科学”文化,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中心的、生生不息的和谐发展旋律,不对大自然进行破坏。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讲演时说了:中国的科学是对“万物旋律”的掌握,不同于西方科学从实验室中获取的那种科学方式。1941年泰戈尔逝世之前,写了一篇《文明的危机》,说“西方心理潜在的”暴力精神正在“亵渎人的精神”。

      泰戈尔所说的“亵渎人的精神”的西方工业科学文化,从19世纪开始就在中国“耀武扬威”。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向西方工业科学文化学习。现代中国的科学框架也是基本上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的。这个框架本身就可能会对中国的农业科学文化形成歧视。

      归纳起来,西方工业科学文化和东方农业科学文化有三大不同。第一,前者着眼于“突破”、“征服”、“压倒”,后者着眼于“新生”、“共荣”、“和谐”。第二,前者把“物”和“器”看得高“人”一等,后者以“人”为本。第三,前者专制、歧视、推翻,后者提倡平等、包容。比如,积累了几千年临床经验与智慧的中医在一百多年来始终没有从西方“科学”文化的压迫下彻底翻身,虽然中国各地也有了一些“中医学”研究,但“针灸”被肯定为一种科技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人参”的医疗作用至今没有全盘肯定。

      英文“scientism/科学主义”一字就是批判这种拿“科学”来压倒一切其他文化的潮流,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对将西方科学奉为至尊的做法十分反感,因此用“-ism”来讥讽它。奇怪的是:这种反感在中国并不强烈,在中国学术讨论中,很少有对“科学主义”进行严厉批判的。西方学术中有“科学的哲学”,却没有“哲学的科学”。这是因为如果全球学术界都把古代哲学论述视为“科学”的话,那就长了东方文明的志气而灭了西方文明的威风了。西方知识分子当然不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西方文明就失去“奇货可居”的优势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不这样做呢?那些“科学”水平不高的“国学”家可能没有能力,但那些“科学”水平高的“科学家”却不是没能力,而是害怕自己既得利益受损。

      如何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结合,印度科学家们却做得比较好。第一,许多印度科学家都是相当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们虽走进无神论的科学实验室工作,却没有忘记东方传统。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和科学并不冲突。第二,许多印度科学家都参加到由辩喜和奥罗宾多等印度大思想家提倡的印度教现代化思潮中来,使得许多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得到科学的解释,特别是“瑜伽”,经过印度学者的理论发挥,现在已经被公认为“科学”的一部分,成为美国航天训练的项目之一。

      我们要发展“国学”就要深入发掘中国农业科学文化中的含金量,把它展现出来,用它来摆脱西方工业科学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束缚,要为已经被西方科学判了“不科学”死罪的中国文化财产翻案。要做到这些,应该先推翻西方学术对国学的“压迫”,应该开放既定的“科学”的概念领域。如果西方科学史书能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观念都容纳进去,我们更应该把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人当作“科学”先驱来探讨。明确“科学”文化的两条路线,摆脱西方工业科学文化的干扰,真正地实现中西结合,中国的发展才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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