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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学者们多指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所反映出的古蜀人对天地、自然和祖先的崇拜与祭祀，是一种神巫文化的表现，我认为这很笼统，古蜀文化的内涵是重仙的文化，这是与中原文化不相同的。巴人重鬼、蜀人重仙、楚人重巫，巴、蜀、楚各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这是几种不同的文化想像力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谭继和说。 蜀王仙化的传说很早，《华阳国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是蜀人仙化想像力的真实记载。 对此，谭继和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实物证据作出简要阐释，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可以佐证“蜀人重仙”为特征的文化想像力，诡异的金、铜人面像、青铜立人像都是仙，鸟首人身像、人面鸟羽像以及众多凤鸟，这大概是羽人飞仙思想的最早渊源。蜀人仙化思想的代表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文中就写了到处迁游的仙人，汉武帝读了这个赋就飘飘欲仙，而我们所说的神仙一词，即包涵了迁徙变化的意思，迁来迁去避水患，迁来迁去飞上天，被提升为羽化升仙的幻化境界。由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为古蜀文明文化想像力、创造力奠定了基础，在整个蜀文化的思维中形成多浪漫、多幻想、多奇特的传统，这种浪漫性、幻化性的思维特征，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人面像，到汉司马相如，到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直到郭沫若等巴蜀浪漫文人，一直被传承着。 三星堆的“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起源于人对自身和本族来源的“亲根探寻”。在人类不能正确了解男女结合产生生命的过程之前，曾认为人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并把它当作本族的根源而奉为标志物和崇拜物。三星堆青铜器群中有鸟、鹰、鱼、龙、蛇、虎、鸡、牛、羊等，大都代表着各氏族崇拜的图腾，它们是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各个氏族部落的标志物。各种图腾的汇集表明这些族属参加了三星堆古城的祭典集会，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庞大的集团。其中以鸟的图腾数量最多， 地位最显著，形态最丰富，可能就是当时主要民族的图腾。图腾崇拜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部落联盟的扩大而不断变化，从而发生融合与升华，最终成为了一族一国的徽记，被绘制于旗帜和权杖之类代表物之上。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青铜礼器集群应当是夏王朝冶铸的祭器，那些精美的面具和头像就是夏朝的诸王侯，而高3．84厘米青铜“通天神树”亦是夏朝为纪念昆仑先祖太阳神而规范铸制的饰有金龙和十只神鸟的太阳树，纵目烛龙神就是夏朝部族早期敬祀的主图腾之一，这是史界公认的夏王朝经典祭器，而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 谭继和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都有大量神鸟出现，可以看出古蜀人把主要思维力和定势放在铸造仙人和神器及面具上，并创造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为自己独有的图腾。” 初步建立的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让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闪现出璀璨的光芒。而三星堆和两个祭祀坑遗址，则是古蜀文明的亮点。对于其在长江文明史和中华文化总谱上的重要价值，学界一致认为：三星堆“在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上的重要性，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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