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诗经》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这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被广泛使用着。诗曾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这种功能由于具体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诗的功能又是一种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

《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朱熹亦持“《诗》亡”即“雅亡”之论。观朱熹之意是以《诗大序》所谓“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为前提的。故而他以为东周之时，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政，天下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那种“言天下之事”的“雅”诗就因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衰亡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解释方能将“王者之迹熄”与“诗亡”联系起来。

朱骏声则认为“王者之迹熄”是指西周采诗制度的毁坏，因此“诗亡”并非指无人作诗，而是说诗不再为王室所收集。清人持此论者甚多。成左泉《诗考略》引方氏云：“大一统之礼莫大于巡狩述职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则太史不采诗献俗，不采国风则诗亡矣”。又引尹继美《诗管见·论王篇》云：“诗有美刺可以劝戒，诗亡则是非不行。且诗之亡，亦非谓民间不复作诗也，特其不复采诗尔”。

基于清人的见解可以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含义做进一步的阐释：“王者”是指古代圣王。具体言之则是指“三代”的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武。孟子尝谓：“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由此即知孟子心目中的“王者”是指西周那些基本上遵奉文王、武王、周公治国之术的历代君主。更准确地说是指奉行“仁政”或云“王道”的君主们——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儒家士人社会乌托邦的代表者了。“王者之迹”直接的表层含义即如清儒所言，乃是指西周采诗制度。但即使没有朱骏声所说的文字之误，同样可以说通——“王者之迹”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天子的踪迹，即是指的天子的巡狩采诗活动。《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冬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故而“王者之迹”直接的意思就是天子巡游天下以观民风之活动。

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三代”之治是美好的社会政治形态。这种观念自然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宁而产生的。他们依据往代遗留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和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古代描绘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以此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绝望与寻求超越的强烈愿望。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书写古代历史，同时也就将历史叙述为儒家价值理想的范型。“三王”之所以值得称道，正在于他们承袭了尧舜之道。

“诗亡”之义诚如清儒所说，并不是说不再有人作诗，而是说不再有采诗之制。但清儒并未完全明了孟子的深层意思。先秦儒家，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通过对西周遗留的文化典籍的重新阐释来建构完整的社会价值系统，从而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诗三百”恰恰是这些文化典籍中最具有阐释空间的一部分。

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家就已经开始借助整理、教授、引用、解释等方式对“诗三百”进行价值的赋予了。关于诗的言说始终是儒家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方面。

由此观之，孟子所关心的并不是采诗制度本身的有无，而是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是否还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诗亡”的真正意思是诗失去了往昔在政治、伦理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

由于诗的功能与“仁政”直接相关，因而诗的功能的丧失就成为“仁政”毁坏的重要标志，这才是孟子痛心疾首的事情。

孟子此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这种言说方式之能够进入到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以及诗的实际功能的演变，均与“王者之迹”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直接相关。    

当然，孟子的说法只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语境中才具有某种真实性，它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实。诗究竟为何而作，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都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诗的兴灭与王政得失的关系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诗》与《春秋》有何必然的关联？为什么“诗亡然后《春秋》作”？如果从一般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会感到孟子之说实在是“牵强”得很，甚至难以索解。即从今天的学科分类角度看，《诗经》是诗歌总集，内容以抒情为主；《春秋》乃史书之属，只是记事。二者亦如风马牛，难以凑泊一处。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先秦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特定的言说语境孟子言说的内在逻辑就昭然若揭了。正是这种言说语境或云文化空间为孟子提供了言说的动力与规则，同样也为我们对孟子的阐释提供了恰当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