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时我刚从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听到同事们对这本书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刚从文史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每当谈到黄仁宇，都会露出兴奋的表情，且以阅读《万历十五年》为时尚。当时，由于专业的阻隔和阅读兴趣的差异，我却半点也听不进去。只是在几年后，我参加三联书店“中华文库”的写作，我的题目是《数术探秘》，责任编辑叫潘振平。在交代丛书写作体例时，潘对我说：“虽然这套书是学术著作，但它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强调文字的优美、完整和可读性。把引文与注释都放到每章的末尾，参考书目放到全书后，保证著作的学术价值。”他接着说：“你可以看一看《万历十五年》。”按照他的建议，我只是翻看了黄著的叙事风格和编排形式，在自己的写作中效仿；依然没有认真阅读它的内容。1992年，我的《数术探秘》交稿。有一次与潘振平聊天，他送给我一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是黄仁宇的另一部著作。后来我发现，黄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八部书陆续在三联出笼，包括《万历十五年》也从中华书局转到三联的名下，它们的责任编辑都是潘振平。

如今，黄仁宇的著作已经红透了半边天。他的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直到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出版，黄的名字已经跳出了专业圈子，成为大众泛读的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万历十五年》的成功缘于黄仁宇扎实的明史功底，他花费5年作《明代的漕运》，并由此获密执根大学博士学位；他花费7年读133册《明实录》及相关资料，作《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他的《万历十五年》共281页，其中参考书目134种，注释555条，再加上附录，共占掉65个页码，几乎是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再运用他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的故事，实在游刃有余。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真是绝好，他的《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语）黄仁宇也曾以李尉昂为笔名，发表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汴京残梦》，虽然他总会在故事中表现自己的历史观，但他丝丝入扣的描述才华还是表露无遗。更有人说，是黄仁宇独到的写作方法在后来的出版和畅销中起了作用。下面的故事可以从反面证实这一点：在《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完成时，黄几乎找不到出版者，原因之一竟是他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惹了祸，使出版社迷失了对于作品属性的判断：学术出版社说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写成的，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全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流的文人在狱中自杀作结。”商业出版社却告诉他：“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黄仁宇愤怒地说：“我听得太多了。”的确，《万历十五年》太个性了，类似的写作几乎找不到，最多有史景迁的《天安门》，孔飞力的《叫魂》；但黄仁宇是中国人，或曰“美籍华人”，他丰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阅历，还会为作品多添几分“畅销”的因素。

其实，《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欲“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在“三反”的旗帜下，黄先生的故事表现得新鲜、生动而有煽动性，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是非，都在他的关照下现出了“事物的本质”。比如，大臣们犯了错，皇帝罚没他们的工资，是因为皇帝知道这些大臣都有黑道的“外快”，那点“俸银”不算什么。诤臣上书指责皇上的缺点，被说成是自私自利，即所为“讪君买直”，他们把正直当作商品，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换取贩卖正直的声望。海瑞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可是一朝权在手，他宣布所辖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海瑞的问题，那么他这个大孝子竟然因为婆媳不和两次休妻，第三任妻子也与一妾在同一天晚上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还有，张居正面上为人端正，实际贪赃枉法，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满门查抄；申时行、戚继光均遭罢免；李贽更是身陷囹圄，自杀而死。黄仁宇说：“这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且问，黄仁宇如此详细地切割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了。”

在后来的文章中，黄仁宇逐渐露出了“大历史观”的政治指向。他提出一个让人震动的“潜水艇三明治”的比喻，他在《黄河青山》中写道：“我们可以将中国形容成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没有把手，所以无从下手。我们可以说，缺乏中间阶层导致过去的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当然，真正的揭秘见于他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他说，蒋介石为中国搭建了一个高层建筑的架构（相当于三明治上面那片面包），毛泽东则重塑了中国的底层社会（相当于下面那片面包），之后邓小平则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在这两者之间搭建了一个中间的管理阶层（相当于那个大箱子的把手），从而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铺设了最后一座桥梁，这三者作用同等重要，不可忽视。

就这样，黄仁宇从63岁时出版的《万历十五年》起步，1985年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历史观”的概念，宣扬他的“大历史观”达20年，直至2000年1月8日病逝。记得1998年《万象》杂志创刊，我们也向黄仁宇组稿。在第2期上就刊载了黄先生的文章《上海，Shanghai，シンハフ》。1999年末收到黄先生的投稿《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文末注道：“1999年11月寄自美国赫逊河畔”。文章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只是拆开问题来说，事情讲得更清楚。记得当时几位编辑对黄的观点有些拿不准，就请《读书》原主编沈昌文先生把关，沈改过后写道：“黄作甚佳，他基本上为我们大陆的事业叫好，只是语言与论据与时贤不同而已。对于这类不同，如果还容忍不了，以后大概没法做事了。我改了一些。这种改法，是我在《读书》上常用的。不过也许因此，让有些人不大高兴。这当然只是把‘右派’的真面目掩盖一下而已——照他们的说法。”

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我还有些伤感，因为收到稿件不久，黄先生就离开了人世，这会不会是他寄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呢？

当然，更让我伤感的是《万历十五年》出版前后，黄先生在海外的境遇。他先是197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此书仅买了800多本。1975年他写了《中国并不神秘》，试图从纵向上研究问题，结果三次审稿都未通过；黄说：“他为这部书稿举行了三次葬礼”，埋葬它的人又是大汉学家亚瑟•莱特和费正清，此事对年近60岁的黄仁宇的自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76年他又写出《万历十五年》，在横向上给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切片；但是，它的英文稿子也被英美出版商们推来推去，直至1978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1981年出版。结果，他身为正教授，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被纽普兹大学辞退。孤独，孤独，孤独……即使后来《万历十五年》在西方有了影响，黄先生依然没有摆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境。

1978年，落寞中的黄仁宇也把《万历十五年》译成中文，投向国内，就像一个游子在找寻精神的归宿。经黄苗子、廖沫沙引荐，稿子落到中华书局傅璇琮的手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几经周转，直到1982年才由沈玉成编辑面世。结果，在海外四处碰壁的黄先生，终于在故乡找到归途中的温馨。

此时，我想起前些天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位远房表弟从乡下来，他面上的肤色与举止，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他的脑中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他说，客死他乡的人是很可怜的。活着的时候很寂寞，死后他的魂魄还需要回到出生的故乡，才能获得安息。但灵魂是不认路的，生路已经忘记，死路又走不通。只有在家乡的亲人来拜谒他的时候，灵魂就会悄悄地牵着亲人的衣襟返回故乡。

听着这故事，我想到清明节，想到满天满地洁白如雪的桃花、梨花、樱花、杏花……扫墓的人们归去来兮，春风吹着他们的衣襟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也想到黄仁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