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面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至少从孔夫子的时代起，人们就认为只有小人才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而君子应该是坦荡荡，不争亦不党的。

历史转到北宋年间，兴起的士大夫们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与只认为“小人有党”不同，北宋的士大夫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北宋的其他名士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北宋几乎成了主流。

这些顶尖士人们都关注于朋党的理论，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朝廷里激烈党争的事实。特别是围绕着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士大夫们各分党域，明争暗斗，双方的领袖则分别是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从相互仰慕的好友变为针锋相对的死敌，又各自带领支持自己的优秀士人互相攻伐不休。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领袖在道德文章上，都是令人敬仰的坦诚君子。那么两人何以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呢？王安石和司马光各有政治抱负，都想要治国平天下，而方式却迥然不同。王安石是奋进的，气魄高远，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为了这千古的大业，可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他对皇帝说：“（陛下）直法尧舜尔，唐太宗何为？”司马光则是沉稳的，他熟知各朝的历史，恪守儒家的古训，认为君王应当约束自己的欲望，虚怀纳谏，慎财节用，政事则以教化为先，不愿意改变祖宗成法，更是反对用纷繁的政令侵扰小民，急功近利地追求所谓的富国强兵。

他们两人对政治的基本理解就相差悬远，剧烈的冲突自然是在所难免。更要命的是，他们都各自真诚地认为，自己的理念是圣贤的教诲，是不可妥协的“道”的一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时是要做大有为之君的宋神宗在位，他对司马光的稳健政策不以为然，全力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于是司马光黯然地退出政治中心，王安石则开始了轰动内外的大变法。

变法牵涉到整个朝廷，反对的自然比赞同的人要多，司马光激烈地反对变法，反对派的人便顺理成章地以他为核心。王安石得不到上层官员的支持，就另谋支持者，他选拔一批有才干的低级官僚来推行变法，以避开原先官员的阻挠。两派人马基本成型，各有理念，各拥领袖，朝堂成了斗场，明枪暗箭，争论不休，遂成激烈的党争之局。王安石得到皇帝的支持，就将反变法的重要人物尽数贬斥，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反对派虽然失势，但力量还在，他们冷眼旁观着王安石的各项政策，心痛不已，这其中就包括蛰居到洛阳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王安石之所以能领导困难重重的改革，全在于神宗皇帝的支持，但是变法者与整个官僚群体对立，就先天地表明新法不可能持续太久，等到新皇帝即位时，朝廷便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司马光开始执政，他如当年的王安石打击政敌一样，将支持新法的官员一概贬责，同时激愤地将推行了近二十年的新法尽数废除，这便是历史上的“元佑更化”。对此，就是原先一些反对变法的人都不赞成，其中就有苏轼。为了保留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苏轼和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直到最后也没能说服司马光，性情温和的苏大学士气愤不已，甚至称司马光为“司马牛”。

1086年，司马光将新法废除殆尽后去世，早就乡居的王安石也于同年去世。不过朝廷的分裂并未因各自领袖的去世而停止，党争反而愈演愈烈，两派轮番执政，政策变换不定，民众深受其害，投机的小人反倒在其中左右逢源，党争也从先前君子们的争原则变成小人们的争利权，国事日非，直到靖康之辱而亡国。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愿意看到纷繁的党争，而北宋党争实则由他们开启，这两大君子都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