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讲讲《儒林外史》对现实的一点启发。《儒林外史》抨击的对象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涉及到教育、信仰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科举是教育的指挥棒。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所探索的问题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所启发。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极而言之，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我们总要尽力地改进它，使它减少其弊病。在科举的引导之下，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就是读书人最光荣的道路。我们现在的学生不是学八股，时代毕竟进步了；但是，应试教育的性质还是一样。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硕士——博士——出国留学，成为家长对学生的期盼。科举讲揣摩，八股就是一要揣摩圣贤的口气，二要揣摩考官的嗜好，乃至于揣摩皇帝的嗜好。考官要看的主要就是这一点。揣摩圣贤口气的范本便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郑燮何等豁达之人，他在给四弟的家书中也谆谆嘱咐：

今科若能入泮，固当揣摩先辈大家文。若不幸名落孙山，亦当改弦易辙，专心从事乡场制艺。

揣摩的背后是对圣贤的崇拜，对经典的崇拜。圣贤已经发现了真理，而朱熹已经把圣贤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后人已经没有发现真理的任务，后人的任务只是理解、体会朱熹所阐释的真理。圣人诞生以前，世界是漫漫长夜；圣人出现以后，点亮了指路的明灯、前进的灯塔。凡民百姓和文人学子只要在圣人的指引下，奋勇前进就可以了。如果你对此还有所怀疑，那你的揣摩圣贤语气，又从何谈起！吴敬梓在书里借杜少卿之口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杜少卿的意思很清楚，朱熹只是一家之言，不是绝对正确。朱熹自己也并没有自认为绝对正确，所以说“与朱子不相干”。可见吴敬梓的独立精神太强，这种精神和这种心态与揣摩所需要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要小看了这“揣摩”二字，这正是应试教育的精髓。古代没有考试大纲，如果有的话，那考试大纲的精髓就是揣摩，揣摩是纲中之纲，其余都是目。小说第七回，范进赴京去参加会试，顺便拜谒座师周进，周进勉励了高足一番，嘱咐他“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

应试的时候，“揣摩”是考试胜出的金针；入仕以后，“揣摩”又是为官的诀窍。只有认真地揣摩上司的旨意，揣摩皇帝的旨意，才能官运亨通。历史上的许多奸佞并不是饭桶，譬如唐朝的李林甫、南宋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和魏忠贤、清朝的和珅，他们都曾经在“揣摩”二字上狠下功夫。“揣摩”是他们终身的功课，常学常新，永无止境。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都是对上司负责，对皇帝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的。封建社会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功名富贵是上司给的，是皇帝给的，也是随时可以被上司，被皇帝收回去的，他们不对上司和皇帝负责，又对谁负责呢？只有官吏真正由百姓选出，他们的权利真正由百姓所赋予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对百姓负责。人民真正掌握了任命、评价和罢免官吏的权力，官吏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完全靠说教是没有用的。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而是很有限的。一个两个清官改变不了满世界的腐败。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父亲的“呆”就是不明白“揣摩”，就是把儒家经典里的话“当了真”，不知道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揣摩”作为一种为官之道，并不是从八股文开始的。我们看《战国策》里那些策士的言论，与其说他们善于言辞，不如说他们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更为恰当。像《战国策》里《触讋说赵太后》这样的名篇，不是揣摩之作的范例吗？而韩非的《说难》正是揣摩之术的理论总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游说之难在揣摩之难，所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在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结论是：窥探颜色，揣摩其意，避其所忌，投其所好。由此可见，揣摩也是一种登龙术。

“揣摩”不但是举业的金针，为官的诀窍，而且是为学的窍门。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揣摩”。经史子集之中，经的数量最少，可是，经居四部之首，最受统治者的重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经学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揣摩之学。经学的基本形式就是注释，注释不是纯客观的，是带着圣贤崇拜、经典崇拜的思维活动。人们常常以为今文学家是迎合人主的御用学者，古文学家则不然；其实古文学家也是一样。贾逵为了替《左传》争地位，便说《左传》“同《公羊》者什七八”，说《左传》能够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皆与图谶相符合，而今文《五经》家却不能。即便是历史上那些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的见解也常常要通过注释经典的形式发表出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向秀的《庄子注》，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都是这样的著作。揣摩之道没有能够完全束缚住他们的创见，但影响了他们发表创见的形式。

应试之道也好，为官之道也好，为学之道也好，“揣摩”就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见解，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要去迎合圣贤的思想、上司的思想、皇帝的思想。久而久之，也就磨灭了独立的思维，丧失了创造的精神，失去了表里如一的作风，培养出一种唯唯诺诺的奴性。没有真诚，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剩下的只有功名富贵的欲望。八股虽然早在光绪末年就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揣摩的精神却依然阴魂不散。

剩下的一点时间，谈谈《儒林外史》为什么相对地比较冷落。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在民间的影响都要比《儒林外史》大得多。能够把《儒林外史》从头至尾看下来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在十几亿中国人中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说，这就是曲高和寡的道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中国的小说大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吸引人，从神话、志怪到唐人的传奇，到宋元的话本，一脉相承。追求情节离奇的作品培养了嗜好离奇情节的读者，而读者的嗜好又反过来制约着小说的创作，使作者不敢轻易地离开情节的追求。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情节是很吸引人的。当然，这四部名著并非仅仅以情节的离奇而取胜。《红楼梦》并非以情节取胜，但《红楼梦》依然是把人物的命运作为全书的总悬念。不但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悲剧，而且有一大批女子不同层次的悲剧。《红楼梦》把一个爱情的悲剧，一个婚姻的悲剧写得那么真实、深刻而生动，这无疑是吸引人的重要原因。这五部小说都有悬念抓住读者，都会用人物的命运来揪住读者的心。可是，《儒林外史》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当然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悬念。《儒林外史》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并未对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出明确的交代。周进后来怎么样了，范进后来怎么样了，书里并未有所交代。个人的命运在《儒林外史》中被充分地淡化了，因为作者的兴趣不在讲故事，而一般的读者读小说是奔着故事来的。《儒林外史》放弃统一的悬念，淡化人物命运的色彩，其实是在向多数人的审美习惯挑战。

《儒林外史》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吴敬梓却有意地回避着爱情。一般地说，读者不能指责作者为什么不写这个，为什么不写那个；可是，《儒林外史》的描写告诉我们，作者显然是在有意地回避爱情。《儒林外史》中写了很多婚姻，几乎没有一次出自当事人的自愿，没有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鲁小姐和蘧公孙的婚姻，本来是才子和佳人的结合，但作者对他们的柔情没有半点兴趣，我们看到的是八股才女和少年名士之间的矛盾，听到的是鲁小姐“误我终身”的叹息，感到的是功名富贵对才子才女的毒害。匡超人的第一次婚姻由潘三所促成，这是匡超人充当枪手而表现出色所获得的报酬。一切都由潘三去张罗，匡超人坐享其成。匡超人早先并不认识郑家女儿，当然不能算是恋爱。匡超人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李给谏的外甥女。是李给谏主动提出来，匡超人为了攀高枝，停妻再娶，想学那“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故事。作者在这里是写匡超人的蜕变和堕落。这里没有爱情，也没有浪漫。牛浦的第一个妻子是邻居卜老的外甥女。在这次婚姻中，看不到牛浦一丝一毫的积极性。他好象是在奉命行事。他忙的是去庵里偷诗稿，对这门穷人的亲事，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牛浦后来和两位舅爷闹翻，居然一走了事，置新婚的妻子于不顾。作者在这里写出牛浦的绝情和冷酷。书中还写到鲍廷玺的两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王总管的小女儿，婚事由向知县一手包办，似乎是一桩包办而又美满的婚姻。但是，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只是为了写向鼎和鲍文卿的友谊，王总管的小女儿实际上是向鼎报答鲍文卿的一件礼物。小说第二十九回，出现一位兼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的风流才子杜慎卿，好象应该有一点浪漫故事了，可是，我们只见他急急忙忙地娶妾，兴致勃勃地去会一位“男美”，结果是见到一位身材肥胖，“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约有五十多岁光景”的来霞士。书中唯一的自由结合是宦成和双红的私奔，但宦成的形象显得非常俗气。作者把这次唯一的恋爱和政治讹诈连在一起，说明了作者对这种自由恋爱不以为然的态度。《儒林外史》中不美满的婚姻都不是因为家长的包办，也不是因为有了外遇，而是因为功名富贵的追求。《儒林外史》中没有爱情的位置，这也是《儒林外史》吃亏的原因。

从学界来说，《儒林外史》的资料比较多，吴敬梓的生平比较清楚，争论的问题不多。而象《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资料太少，很难展开讨论。而《红楼梦》呢，有那么一些资料，而又不够。虽然不够，但有一个脂砚斋的批语，隐隐约约，提供了很多线索，却难以坐实，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问题成堆，而材料不够，这是一门学问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最佳状态。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资料，于是，红学界就热闹一阵，但是，材料不够，不能做成铁案，争论来争论去，大家争累了，于是风平浪静。新的材料来了，开始新的商榷。至今为止，有关《红楼梦》的那一大堆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彻底的解决。有关曹雪芹的生平，更是一片假设之林。如果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如果材料比较多，一研究就清楚了，这门学问也就很快走到了尽头。《儒林外史》就是这样。

主持人：张教授为我们简单比较了吴敬梓与曹雪芹的生平，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对《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主题做了言简意赅的评价，他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探索的是人生的意义，写了真善美的死亡，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探索的是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历史命运。从今天张教授所讲的吴敬梓生平经历，再加上以前我们听过的曹雪芹和蒲松龄，是否能感觉到，要想成为文学大师要具备这样五大要素：

第一， 要有天赋的文学才华。没有这一条，后边的要素也就不存在。张教授也说到，一个作家关键的语言，语言都不过关，还谈什么写作。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写手，语言就像白开水。

第二， 得高考落榜。中了举，一走仕途，作品中就没有失落的读书人那种对社会时代的愤世嫉俗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八股中举者”很难成为大师。

第三， 得家道中落。若没有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经历，便难深刻体会世态炎凉。

第四， 还得有时间不能太短的江南生活，最好是在南京，可以感受六朝故都的熏染。

第五， 作家个性上的，得有我行我素、思想独立的魏晋风骨。

话说回来，即便是在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我行我素、思想独立，具有魏晋风骨的人，都会时常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有病。这又反映出评判标准的混乱。因为我们已习惯养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单极思维定式，我把它归结为“我最好型”的思维逻辑，即第一，我是最好的；第二，因为我已经是最好的了，别人再不能说我不好；第三，既然我是最好的，如果有谁说我不好，那只能是你不好。这样的思维逻辑其实很可怕啊！被媒体炒做起来的人与事，不常常如此吗？谁被说得多么好了以后，你就不能说他/她不好了。你说人家不好，人家的“粉丝”就会不讲道理地把你骂死。像这些，都需要有吴敬梓来撕开假面，进行直面的讽刺！

我们现在不缺乏让吴敬梓讽刺的素材，单拿张教授讲的两个细节来说，一个是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就是那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为了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选择去消防局工作；一个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张教授提到的人民大学附近的“考研一条街”，那里在打造着层出不穷的“范进们”。可我们缺什么呢？缺吴敬梓呀！怎么办？看《儒林外史》。

我常看到一种对书的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就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对《儒林外史》的评价这样写到：“《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试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要说的是对当下，《儒林外史》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向前的现代“范进们”、读书人的虚伪、学术的腐败，等等，有多少何尝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无情讽刺的！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一个成为媒体炒做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种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

张教授在讲座中提到鲁迅的话，意思是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可来文学馆听讲座却是在激活你的文学生命！过去小孩子过生日，老年人会对他说长尾巴了。套用这个说法，大家来文学馆听讲座，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尾巴变长啊。今天的功劳应该归于谁呢？让我们感谢张教授。

今天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