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像

　　《周易》开启了儒家的思想，它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孔子读《周易》曾经“韦编三绝”，把用来穿竹简的绳子翻断数次，可见对《周易》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以后人把《易传》归于孔子的名下。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经世致用”。我把儒家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三句话；一、以治平为本；二、以仁为核；三、以和为贵。

　　第一、以治平为本

　　《大学》中按照朱熹排列次序第一章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做“八条目”。不管是天子、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以上是“内圣”问题，“修身”以下则是“外王”问题，“内圣”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身修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内圣”可以直通“外王”。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也认为可以直通，而他的学生牟宗三则认为不是直通，而只能“曲成”。需要经过“良知坎陷”，然后才能开出“外王”。换言之，内圣的“心性之学”只有这样才能开出“外王”的科学和民主来，这是他作的一个现代的解释。但是从《大学》来看，“格物”、“致知”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如果把这些做好了，然后“诚意”、“正心”，其实是可以开出“外王”来的。
　　现在为什么一些人，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出现了很多贪污受贿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格物致知，提高认识，然后正心诚意，去做修身的功夫。只有自己身修好了，才可以管理好家庭，如果连家庭都管理不好，他如何能治国呢？这当然会出问题的。现在很多高官倒台，都与此有关系。
　　治平为本，在政治上看，孔子是主张“德治”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从政时，你用政令和刑罚来压服，那么百姓可以做到不犯罪，但是并不能使他有羞耻之心；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用礼来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并且有了羞耻之心。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自律”的，一个是“他律”的，只有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想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治上孔子要求君应遵君德，官应遵官德，为政者要端正，所以说“政者，正也”。如果只有命令，自己不以身作则，下面也不会执行的。用俗语讲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治平的根本。
　　治平为本，从经济上看，就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目标。小康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自己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去爱他。“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那么就不能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是要把这种亲情也推及到别人亲人的身上，“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治平为本在道德上的要求，是要遵循“孝、悌、忠、信、仁、义、智、勇”这样一些道德条目，这是社会治平的保证。
　　从教育上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受等级的限制。譬如周代就有这个限制，要上“国子学”，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子弟，入“太学”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子弟，入“四门学”必须是七品以上的子弟。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打破了这种等级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学可上。同时他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率先私人办学，为广大人民开辟了上学的方便之门。

　　第二、以仁为核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说文》上言：“亲也，从人从二”。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要“仁者爱人”。后来有人讲“仁”是对别人而言的，是重人的价值取向；“义”是对自己而言，重我的价值取向。“义”是你自己要做到，它由外在的道德行为内化为端正自我。“仁”则要求爱别人，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强调爱人，只爱自己不是太自私了吗？因此，“仁”是由己及人。“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通过了一个“全球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四条金规则，一是不杀人，也就是不要战争；二是不说谎；第三条是不偷盗；第四点是不奸淫，男女是平等的。这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立”起来了，也要使别人“立”，自己通达了、发达了，也要使别人通达、发达。就像现在评教授，自己评上了，就不让别人上，这就不对了。还有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总是制裁不发达的国家，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限制你的发展。发达国家自己发达了也要让别的国家发达，这才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才符合孔子的思想。
　　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广泛地给予老百姓以好处，又能帮助老百姓生活得好，而且要帮助不发达国家发达起来。

　　第三、以和为贵

　　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在经济领域中成就显赫，他创办了五百多个企业，六百多个慈善机构。但他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论语》加算盘”，并在他的家乡立了一块“以和为贵”的碑。
　　“和”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最高的价值目标。在尧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大概有三千多个，到了周代还有八百多个，到了战国还有“七雄”。我在《和合学》中就讲，当时，中国就是一个国际社会，虽然国家小，但毕竟是一个国家。当时如何“协和万邦”？就提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协和、和谐，黎民百姓才能和谐相处。
　　《诗经》上也出现“和羹”一词，“羹”就是肉汁，“和羹”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肉汁好吃。晏子和齐景公对话的时候，就讲到了“和同之辩”，他认为要让肉汁好吃，就必须把各种各样的调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油、盐、酱、醋等，把它们加到一块，又恰到好处，多种元素的和合，才能美味，才是“和羹”。《礼记》中讲“和”的地方就更多。《五经》里面都讲“和”。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在儒家的思想系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国哲学中，关于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好像没有考虑过，而且也觉得不需要考虑。其实，哲学就是对这种问题的追问，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和”就是“以他平他”，也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平等的、平衡的。也就是说你和我和他之间，不是你吞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一种平等、平衡的关系。对他者应该尊重。如何“和实生物”？他讲“土与水、火、金、木杂而成百物”，不同的元素“杂合”才能生成百物。韦昭对“杂”有一个解释，“杂”就是“合”的意思，因此，“杂种”是优生的一种方法。日本人称自己的文化是杂种文化。“杂”能使万物融突和合化生。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从思维的源头上，是讲天地、男女、父母等多种元素、事物融突和合而后化生万物的，它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产生万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思维就从源头上开创了多元的、包容的、没有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是由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产生万物就开出了二元对立的、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认为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下，对不同的意见就会采取排斥的方法。而中国思维方式从源头上便具有包容性。譬如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里，儒、释、道三教之神可以在一个寺庙里供奉，其他宗教可能吗？所以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包容各家思想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国文化开出的是一个“和合”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开出的是一个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源头上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生生不息，确实有它的原因，这就是和合。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除了中华文明外，都曾断裂过，现代的欧美文明是有今无古的，唯有中华文明是亘古亘今的，它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