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通俗历史热”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从史学的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其以讲说形式而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它广泛流行于民间，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乃至唯一的途径。不过，一般情况下它很少“走热”。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时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日益“走热”。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历史知识相对丰富又长于“口笔之才”的文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而介入历史的通俗化活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带有“另类”色彩的史学模式。两宋时期讲史的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例。在商品经济和都市商业有了明显发展的宋代，文化教育相对发达，出现了“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动人景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并有着多次“兴学”之举，与之相适应，“瓦市”中便有了“说三分”、“五代史”（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以及“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的通俗历史讲述，“茶肆”中也有“讲说《汉书》”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它成为一种很“热”的民间文化形态，随之而起的是宋元平话等通俗历史著述的流行。原本看似“高深”的知识与观念在这种背景之下“飞入寻常百姓家”，史学获得了学科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通俗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惯性”开始充分显现了出来。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唯一的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大众对传统的了解渴望中，只有通俗化的历史能够使这种渴望获得满足，这使“通俗历史热”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二

这一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从而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有利的。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

长久以来，史学都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通过道德垂范的作用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的高危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此外，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广大民众的历史求知欲的满足，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不无裨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其广大成员历史知识贫乏、历史观念淡漠的民族，能够历经千载而生生不已，能够面对未来而自强不息。

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时代，史学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传播范围的广狭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道德的总体状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很多具有普适性的行为规范和道义原则等，在记录它们的原初的文化语境中，是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其旧有的“面貌”不能满足现代传播的需要，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时代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所带来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受众”的大幅度增多，它所显现的历史传播范围的迅速扩大，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的有效模式，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极为有利的。

事实上，通俗史学在广大民众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与强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的呼吁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代而言，其借鉴意义应该是不容置疑的。而要达到这种让广大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的目的，其现实的途径，除历史的通俗化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三

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不必因为一些“硬伤”的存在而加以苛责。

通俗历史在其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在史家群体对大众需求出现“回应缺失”时，会使通俗历史因活动主体缺少职业史家而产生讹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同时，单纯的市场化运作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只要通俗历史的讲说者与著述者不存在歪曲和虚构历史的“主观故意”，只要其给予民众和社会的不是一种“伪历史”，其正当性与必要性就应该得到承认，其间的任何责难，包括对通俗史学活动者的“目的追问”，都不能改变这种正当性与必要性。因而，对于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应当“容忍”其出现失误，在进行必要的纠错的同时给予善意的批评和足够的生存空间。因为，要使史学获得多样化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史者的宽容”，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须知，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通俗史学的出现，不仅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培育的有利的“史学生态”，它使史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只允许或只认可单一的“学院式”的传授与研究，使史学活动“唯精英化”，显然不是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模式。

当然，目前的“通俗历史热”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在无论是通俗历史讲说还是通俗历史著述，都带有极为浓厚的“通俗化旧史”的色彩。而其所依据的旧史，“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这种看似极端的“定位”，不乏深刻地揭示了旧史所存在的普遍的同时也是致命的缺陷。正因为如此，“脱胎”于旧史的通俗历史讲说和通俗历史著述，其主要内容便难以避免地局限于帝王与宫禁，权贵和官场，很少涉及社会和民众。也就是说，其所讲说与记述的历史，是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是官方的而非民间的，是上层的而非“草根”的，是“君史”而非“民史”。因而，它给受众所描述的历史场景，也必然是狭隘的而非广阔的，是局部的而非全景的，相当部分的历史信息在承继旧史的同时无意间被遮敝了。很明显，“通俗历史热”的深入发展，应当把讲说与记述的重点，由“庙堂”转向民间，由官场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下层，关注民众，以体现史家应有的现代眼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具有“现代色彩”的通俗历史。